一个的谨慎的中国意味着最好的预期是一个温和式的增长,而不是一个爆炸式的。
由于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制定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抵消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政策制定者就不断推出激进的、由信贷推动的刺激措施,增加了对澳大利亚煤炭和铁矿石等出口产品的需求。但这一次,中国政府的行动要谨慎得多,即便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季度经济萎缩。
对于依赖中国需求的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说,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谨慎是暂时的,还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强硬的阶段。
在上周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政府自1994年以来首次未能设定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层准备接受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领导层对这一决定做出了解释,他警告称,如果政府坚持追求一个刚性目标,“那么重点将放在强有力的刺激和打击增长率上,这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不相符”。
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开始降低GDP目标的重要性,迫使政府依赖信贷推动的刺激和低质量的投资来实现这些目标,而GDP目标往往过于雄心勃勃。
在大流行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寻求让中国摆脱对债务的依赖。央行行长易纲对“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的风险发出了警告,这是对前任领导人领导下的过度行为的含蓄批评。
过去一年的一系列银行救助行动凸显出中国金融体系在经历了10年的快速债务增长后所面临的压力。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保证未来需要更多的救助。
即使刺激措施最终升级到位,规模也可能不及前几年。
最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让官员们对鼓励更多的新建筑持谨慎态度,尽管房地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基石。
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中国政策制定者愿意动用多少刺激措施的问题尤为重要。这些国家受益于以基础设施和住房为重点的传统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对铁矿石和煤炭的需求。
目前,它们似乎处于观望状态,因为它们在观察封锁后恢复正常商业活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在供应方面的复苏完成并被观察到力度不够之后,才能形成政治共识,支持扩大需求方面的刺激。这一分析表明,即使有更有力的刺激措施出台,也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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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月份的经济指标总体乐观。受疫情影响,工厂产出在连续两个月萎缩后,同比增长3.9%。出口增长3.5%,远高于市场预期的萎缩11%。
但这些总体指标可能夸大了中国的复苏程度。强劲的工厂产出和出口增长可能反映出,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2月和3月,积压的订单得到了清理。此外,4月份消费依然疲弱,零售销售萎缩7.5%。由于存在病毒风险,消费者对旅游、餐馆和公共娱乐保持谨慎,消费依然低迷。
消费疲软和固定资产投资疲软,再加上工厂产出强劲,表明未售出库存可能正在积累。
即便如此,4月份强劲的经济数据仍给了政策制定者喘息的空间,并推迟了就刺激方案做出艰难决定的必要性。
最终,今年晚些时候经济再度疲软可能会迫使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对就业的担忧可能是导火索。截至4月底,农民工总就业比正常水平低10%,政府表示,稳定就业是其首要任务。未来几周持续进行的企业恢复可能会消除部分就业赤字,但如果7月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高层领导人将感到作出回应的压力。
然而,即便升级后的刺激措施最终出台,规模也可能不及前几年。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达到28%的峰值。即便是在更为激进的刺激方案下,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太可能超过10%——不过,与今年4月前12%的收缩幅度相比,这仍是一个可喜的改善。
澳大利亚可以期待适度的刺激增长,但中国通过的刺激计划拯救全球经济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来源: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Michael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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