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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谩骂、肢体冲突…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爆发，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激起了对于海内外华人前所未有的敌意。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病毒出自武汉某实验室、并将其屡屡称作“中国病毒”的言论，更是使这一苗头愈加尘嚣日上。

这是华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种族歧视吗？

当然不是。

诚然，疫情的爆发无疑使这种论调置于镁光灯的焦点之中；但论调背后所呈现的反亚裔情绪，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

来自澳国立大学的中国文化与媒体学教授Ari Larissa Heinrich（海恩里奇）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称：

这种西方针对中国的种族情绪来源已久，至少部分来自于对于中国文化习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其中某些历史遗留的刻板印象，一直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充满疾病的地方，而中国人天生体质就容易得病。实际上，中国甚至曾经被冠上“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的称号，并在19世纪末在鸦片战争战败后使这个充满耻辱的称号更加根深蒂固。

那么这些看起来荒谬可笑的刻板印象，究竟是怎么样形成与演变，又是怎么样成为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流言？

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一脚踢碎了“东亚病夫”牌匾，也成为了许多人难以忘怀的热血经典镜头 / 来源：《精武门》剧照

事实上，这些流言的起源，最初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西方访华人士的政治观点与其传播的错误信息。

似乎当流行病爆发时，不管在何时何地，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找到“替罪羊”：

比如在瘟疫蔓延的中世纪时期，当时欧洲的许多人都指责犹太人通过在水井里下毒传播疾病；

从1347至1353年，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是“天花的温床”——这个想法从19世纪初开始，就在许多西方期刊、旅行杂志和官方报告中开始广泛流传。

1838年，著名旅行作家Charles TooGood Downing（唐宁）在谈到天花时写道：

而促使唐宁总结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仅仅来自于一个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由法国传教士Pierre Martial Cibot（希伯特）在18世纪时撰写的一篇文章。

18世纪60年代末，希伯特在北京撰写了一篇题为“天花”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一直到1772年才传到巴黎。文章开头尖酸刻薄地抛出了“中国三千年来一直存在天花”的结论，并描述称，“关于天花的起源和原因，在中国有许多非常博学和无聊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希伯特本人对中医也非常鄙夷，他对这种中国的传统治疗方式称之为“既可悲又愚蠢”、“既疯狂又前后矛盾”。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似乎与希伯特的声称与抨击截然不同：

哪怕在今天看起来，当时的满清统治者应对天花建立的机制实际上都是非常先进的。

早在1622年，满洲八旗旗主就已经要求各部下报告队伍中任何出现天花症状的人——这像不像澳洲政府现在不遗余力推行的新冠病毒追踪应用“COVIDSafe”？

此外，满清政府为了防止天花的传播，当从外地来访的政要进献贡品，以及安排皇帝与之接见等过程中，都会严格地实施安全规定；

得过天花有免疫力的军官，则会被选中部署到该疾病活跃的地区。

据历史记载，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接种了天花疫苗，皇室中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事实上，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为接种专家授予了正式官职，并积极招聘新的专家。1739年，乾隆甚至赞助了一本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其中包含了关于天花预防的详细章节。

…在所有的这些方面，中国对天花的应对措施都比西方国家都不知道先进了多少年。

既然中国在当时治理天花如此卓有成效，为什么像希伯特这样的西方评论家对于中国仍然会给出如此“不客气”的刻薄描述？

对于这个问题，在该领域有着广泛研究的海恩里奇教授表示：

“和往常一样，这其实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和政治问题。”

1758年，当希伯特从法国动身前往北京时，接种疫苗已成为法国教会与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

争论的焦点是，接种疫苗（此接种非现代疫苗接种法）涉及故意将少剂量的疾病传染给人们，以刺激免疫反应。因此，虽然接种疫苗有时会导致天花和死亡，但它也往往能成功地保护病人免受更严重的感染。

彼时，像伏尔泰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赞成在法国使疫苗接种合法化，但教会将其解释为干涉神的意志。

但随着1774年，路易十六在亲眼目睹路易十五死于天花，并亲自接种了疫苗后——这场争论也终于戛然而止。

得过天花终身免疫的这一优势，实际上也为康熙帝玄烨的“继承大统”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希伯特的时代，中国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也占据着强大的地位。许多欧洲人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理想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医学知识的来源，甚至是政府的典范。

因此，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希伯特或许也面临着一个极其两难的处境：

如果他对于中国人对这种疾病的反应表示认同与欣赏，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教会的主张相矛盾，并相当于向那些在欧洲想研究中国接种方法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弹药。

于是，希伯特终于通过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天花发现了一条出路，处心积虑地证明“接种失败了”。根据希伯特的说法，中国不是治疗的来源，而是疾病的源头，不值得效仿。

不幸的是，希伯特的这一论述成为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关于中国天花的文献中引用最多的来源之一，各类书目不胜枚举。这也直接造成了中国是“亚洲病夫”的刻板印象。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与美澳等西方国家之间围绕新冠病毒日益紧张的政治关系，以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有关病毒起源的种种流言，这些场景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熟悉。

法国有句古老的格言：“事情变得越多，它们就越保持不变”，这句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现实。

但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当我们在遭遇类似流言时就应该摆出不作为的态度？

请别忘了：

不管是天花还是新冠，流言止于智者。

今日之中国，也不再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个中国。

参考来源：

Ari Larissa Heinrich, Before coronavirus, China was falsely blamed for spreading smallpox. Racism played a role then, too, 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