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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小编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80后小伙捡垃圾年入百万。
原来，这个小伙子之前靠捡垃圾生活，后来，他利用废品创作出了很多精美工艺品，引发公众关注，从一个“收废品的人”，变成了一位“环保艺术家”。
他的经历颠覆了很多人对“拾荒者”的印象——“肮脏”、“没有技术含量”，是社会底层的低收入者。
实际上，捡垃圾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很多拾荒者非常爱干净，甚至，他们的普遍收入并不算低。
在北京六环外，就有个叫冷水村的地方，这里聚居了25户拾荒者。从2007年开始，作者就在村子里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写成《废品生活》一书。
这个第一本以中国拾荒者为对象的纪实作品，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群体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
为什么大部分拾荒者，都来自河南和四川？
我们认为没用的垃圾，如何在他们手中变废为宝？
这些垃圾经过处理，又是如何再次回到我们手中的？
在垃圾分类大潮中，当被问到“你是什么垃圾”时，别笑，垃圾确实是我们的一部分。
相信看完这篇文章，无论对“垃圾”，还是“拾荒者”，我们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废品收购是一门学问
在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醒来之前，小张已经运完了小区里的所有垃圾。
一年365天，每天如此，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为了赶在垃圾车到来之前抵达小区，小张凌晨4点钟就要摸黑起床。
他的任务就是帮助物业把垃圾装车，留下一部分垃圾给自己，然后用三轮车一趟趟拉回家。
和一般的拾荒者不同，小张干的活儿叫“包小区”——就是每个月付给物业几十块钱“承包费”， 然后就“拥有”了一个小区所有的垃圾。
很多捡垃圾的人都会说，“干我们这行，什么知识也不需要。”
但实际上，拾荒是一个有门道、有学问的生意。这个群体里面至少有两种人：
一种是做废品回收（花钱买垃圾）的，北京的废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来的。还有一种是捡垃圾的，他们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整理分类后，再卖出去，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仪陇来的。
这其实是中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老乡帮带。一个行业是一个地方的人来做的，甚至有时候，一行就是一个村子的人做的。
但无论是回收废品还是捡垃圾，他们都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积累。
拿小张的例子来说，把垃圾运回家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把这些种类众多的垃圾进行分类——还记得去年上海垃圾分类时，人们被“干湿垃圾”支配的恐惧吗？
拾荒者需要做的垃圾分类，可比这个复杂的多。
他们经常需要拆解一些物品，进而区分不同材料。对于每种类型的纸、塑料、金属乃至布料，都会分门别类，细致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
比如一个罐头瓶，金属瓶盖会被拧下来单独存放，而玻璃的部分会装进另一个大口袋。塑料更是种类繁多，像是水泥袋、蛇皮口袋，甚至都会单独整理捆扎。
在这个层面上，与其说拾荒者是“捡破烂儿的”，不如说他们是“城市采矿人”。
小张的分拣工作，通常会干上一整个白天。冬天的时候，情况好一点。但一到夏天，这些垃圾潮湿变质，黏糊糊的，恶臭阵阵，聚集着一团团赶不走的苍蝇。
这些繁重的分拣工作，只是拾荒者“基本功”的一部分。
从货源和渠道的寻找，到收购后的称重、计量、估价，与下家上家讨价还价、公关、规避管制和罚款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习、积累经验，这些经验的多少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小张刚来北京的时候，也像其他人一样，试着到处捡垃圾，可几乎每个垃圾堆都被人翻过，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剩下。
后来他才摸着门道，学着自己的大姐承包小区。
这个活计，最初一个月净赚1000多块钱，很多刚入行的人，都是这个收入水平。好一点的时候是两三千，最高的可以达到五六千，这个数字是2008年的。
这个收入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算低。
攥在手里的钱，就是自由
作者问过很多拾荒者，为什么选择捡垃圾，他们的回答让人非常吃惊。
很多人都说：我是为了自由。
这个在冷水村高频出现的理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由”的含义。
“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这就叫自由！”
40多岁的王大哥，是这样解释的。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拾荒企业家”，虽然收入并不十分丰厚，但能主宰工作节奏和时间，不用受工厂里那些制度的束缚。
话是这么说，但这种“自由”背后，代表的是另一种辛苦——因为利润微薄，为了确保收入，拾荒者必须每天收到足够多的垃圾。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长时间在外面奔波。
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几度刮着大风的凌晨。他们也是这样，在大城市的边缘，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用劳动换取生计。
我们都知道，垃圾中有很多玻璃、金属等比较扎手的东西，但冷水村的杨婆婆，分拣货的时候从来不戴手套。
其实她以前戴过，但嫌速度慢，就不再戴了。那有危险的东西怎么办呢？
杨婆婆的回答极其简单：“不怕！”
有一次工厂过来收购材料，收钱的时候，大家都怕拿到假钞，他们把钞票对着太阳照了又照，不敢确定真假。
作者跟杨婆婆分享辨认假钱的招数。“你用手摸毛主席的领子这里，如果有网格凸起来，就是真的。”
她试了试，笑了，伸出她的手，说：“摸不出，没有你们的手那么细，我们的手不行！”
她的手，关节粗大凸出，手指粗糙，伤痕累累，有一种褪不去的黑色。这是多年拾荒的身体印记。
除了不被束缚之外，这种“自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安全感——赚的钱当天就可以拿到自己手里。
这对于“下个月发放上月工资”的普通上班族来说，可能显得怪异。
但是对打工者来说，这种渴望现实而迫切。很多拾荒者之前都有过在工厂或工地打工的经历，作为临时工，他们的收入和工厂效益挂钩，十分不稳定，随时会被解雇。
而且这些工作通常由包工头承包，工人干完活儿才能拿钱——欠薪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作为弱势的散工，事后维权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太高。
所以，王大哥和他的同行们纷纷成为自我雇用者，有的人开设站点收货，有的人始终是“个体户”。他们做着属于自己的买卖，享受着自己当家做主的“自由”。
哪怕这种“自由”，其实是没有假期、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的。
挣在城市，花在老家
跟同行相比，“拾荒企业家”王大哥的收入是比较高的。
他非常聪明，每个月都能赚五六千块钱，2008年就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这个花了将近20万元的“电梯房”，是王大哥和作者聊天的焦点。
每次说起来，王大哥的老婆都不忘提醒，他们新家里有三个房间，120平方米，厨房、卫生间、自来水和煤气都齐备。
2008年的时候，“电梯房”在四川巴中的小地方，绝对是稀罕商品。他们老家本来在农村，一般农村人都是在村里盖房。
但是王大哥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两个女儿就在县城上高中，我把父母安顿在那里，也比较好照顾。”
其实，“电梯房”对于拾荒者的意义，绝不是“方便家人”那么简单。
在冷水村，很多有能力的拾荒者，都会选择在老家县城买房，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即使“家里常年没人，连冰箱都拔了插头”。
挣在城市，活在城市，却花在老家。
这种生活状态看似吊诡，但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城市在很多人眼中是便捷、舒适的代名词，但在拾荒者眼中，情况恰恰相反——很多拾荒者从来没享受过，这个城市舒适的一面。他们永远居住在城市的边缘，伴随着满院子的垃圾和污水，凑合过日子，能省就省。
于是，水土丰美，空气清新的“老家”就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和当下生活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反差。
北京是现实，老家是理想。
他们把“面子”留在老家。“不管在外面做什么”，在老家就一定要是体面的，所以他们会把在城市积攒多年的资本投向老家。在城市可以省，但老家的房子一定要装修得漂亮。
而且，因为长期和垃圾打交道，拾荒者往往被打上“脏、臭、邋遢”的负面标签——即使他们是垃圾的处理者，而非生产者。
城市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也没把城市当作“家”，只把它当作赚钱的地方，把自己视为暂时的过客，哪怕这个“暂时”可能要有几十年。
王大哥经常提起县城小区的邻居，他这样说：
“邻居有巴中县城的人，人家很尊重我们。我一个邻居，一看就知道很有钱，他的装修很豪华，我家不能跟人家比，有次人家来借东西，问我是在哪里发的财，我说在北京，人家还说以后带上我之类的话，并没有瞧不起我。”
聊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总是流露出一种既骄傲又谦虚的矛盾感情，骄傲是因为，自己在巴中县城买了房，谦虚是因为自己的身份确实不如邻居。
当然，最主要的情绪是感激，感激邻居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他而言，是一种在北京比较稀有的感觉。
拾荒者在外面遭受的种种不公，都可以在老家县城新买的“电梯房”里，奇妙地被抵消。
在电梯房里，他们有了新的身份：不是一个做收废品买卖的人，而是一个县城居民，一对可以教导女儿的父母——一些在北京很少展现的身份。
在这新房子里，垃圾是用来丢弃的，而不是回收的。
✎✎✎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没有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但中国的废品回收率仍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这个成果，靠的就是全国三百万到五百万拾荒人员。
这本《废品生活》只提到了北京冷水村的几位拾荒者，他们当然无法代表所有拾荒人员，但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窥见了这些“隐形人”真实的生活。
他们把我们手中的垃圾变废为宝，让我们免于“垃圾围城”的窘境。
“废品生活”不仅是指收废品人的生活，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与废品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
是时候，给所有辛苦的拾荒者，一份力所能及的尊重和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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