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一开始由父亲郎国教授钢琴，直到父亲觉得该找个老师了，有人推荐了朱雅芬教授。朱老师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她当时就察觉出了郎朗的天分，别的孩子弹钢琴，会紧张地看着她，等她评价，而郎朗则是表演，似乎只是想给她看。郎朗自己也喜欢朱老师，他说：“一个大人若是喜欢一个孩子，这孩子立马能感觉得到。朱老师当时夸我身上的衣服好看，我特别开心，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制服。”

朱老师在一个记录片中回忆说：“她当时和丈夫以及婆婆住在一起，郎朗每次来练琴，和她打完招呼，会去他婆婆的屋里敲个门鞠个躬说声“打扰了”，再回来练琴。朱老师也因此觉得郎朗更值得一教。

一个毁人不倦的老师

朱老师教了郎朗一段时间，觉得郎朗呆在沈阳是种浪费，应该去北京发展，考央音附小。于是郎国任决定带着九岁的郎朗去北京。

郎国任那时候在当特警，他本来寄希望于工作调动，但他的职业实在不好安排去北京。于是他决定直接辞职，带郎朗去北京学习考试。

他在北京拜的第一个老师，是朱老师推荐的央音教授，那人不喜欢郎朗，勉强收下后，整整骂了郎朗半年，每天都说，“你弹的太差了！简直可怕！”“你没有天分！而且一点都不努力……”最后对着郎国任说“你们东北人，就是土豆脑袋，懂什么钢琴，回你沈阳去，别弹琴了！”

郎朗和郎国任都不明白为什么。郎国任的做法是让郎朗更加努力练习，加倍去讨好老师。而郎朗一个错都不敢，每天死命练习为了让老师满意，直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弹得根本没有问题，结果还是老师的一顿责骂。这老师打击了郎朗半年多，终于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郎国任打回电话问朱老师，朱老师很吃惊，说，“她不会看不出郎朗的才华，她以前不是这种人啊。”

据一些资料透露，后来郎国任发现他们的问题是没给老师红包，那时候央音老师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郎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去考试，肯定能考上，占用老师名额，还不给钱，这老师巴不得郎朗放弃直接走掉，可是郎朗听了半年责骂都没放弃，最后这老师忍不住了，只能直接明说，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这位老师非常令人心寒，比看不出来才华还恐怖的是，她看出来了但却想要毁掉他。

这之后，郎朗和他爸爆发了最大一次冲突，也是被传播最广的那次冲突。

下文摘自《郎朗自传》，由外文翻译过来，翻译腔有些重……

“你不能灰溜溜回到沈阳！”他狂喊道，“人人都会知道你没考进音乐学院！人人都会知道你的老师不要你了！死是唯一的出路！”

我开始往后退，远离父亲。他的吼叫却越来越响，越来越歇斯底里：“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倒好，回来这么晚。老师不要你了，你还不练琴，你还不照我说的去做！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

在我生命中头一次，我感到了对父亲的深深的仇恨。我开始诅咒他。

“吃了这些药片！”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药瓶——我后来才知道瓶里装的是药性很强的抗生素。“现在就把里面三十片药片全都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

我跑到阳台上，想要躲开他。

他尖叫道：“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郎朗和父亲因为这次争吵开始冷战，而郎朗真的三个月没碰琴，不管他的父亲如何道歉如何央求，郎朗总是拒绝练琴。虽然他很快就觉得没有弹琴的日子实在是无聊，他想要练琴，但又不想让父亲高兴。就在这时，郎朗遇到了一个促使他重新开始弹琴的人。

某天郎朗在菜市场里游荡，随手去敲西瓜听声音，这时，卖西瓜的小贩看到了他，对他说：“你像在敲击一件乐器。”

郎朗听到他这么说，回答道：“我是个退休的钢琴家。”

小贩被逗乐了，问：“你几岁呀？九岁半？九岁半你就退休啦？”遇到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陌生人，郎朗变得很想聊天，开始和他倾诉这件他在心底压了很久的事。

这个小贩后来被郎朗称作二叔，成了他父亲和他的朋友。熟悉之后，郎朗带着他爸见了这个二叔，于是二叔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传话人，二叔还经常带点东西去给他们做饭。有一天，二叔让郎朗弹首曲子给他听，郎朗终于重新开始弹钢琴。

二叔回忆郎朗成名后，先给他母亲在沈阳买了房，然后又给二叔在北京买了房。

被央音那位老师扫地出门一段时间后，朱老师又帮郎朗联系了赵屏国老师，郎朗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央音附小。

后来学校选人参加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选了五个人，郎朗没有被选上。郎国任觉得自己的儿子完全有资格参赛，但学校表示：没选上就是没选上，你们可以自己去德国报名，但一切路费需要自己出。于是郎国任一咬牙，决定自己借钱去德国。

郎国任和郎朗没有什么经验，自己对着比赛分析谱子。最终，郎朗拿了这届比赛的金奖（第一名），宣读到郎朗时，郎国任在远处的看台上哭了，有人告诉了郎朗“你父亲哭了”，郎朗不相信地表示，“我父亲才没有哭的能力”。

后来郎朗（13岁）以公派的身份参加柴可夫斯基青年组比赛并赢得第一名。钢琴大师格拉夫曼看过他的表演，给他寄来报名表、邀请函以及给美国领事馆的信，希望他尽快参加柯蒂斯学院的入学考试，于是郎朗从央音退学，师从格拉夫曼。

刚见到格拉夫曼的时候，郎朗还想参加其他比赛，按他父亲的想法，把国际比赛的第一名都拿一遍。而格拉夫曼制止了这种急功急利的行为，劝他开始学习，不要想着比赛。郎朗的父亲很奇怪，不比赛谁服气他呢？他怎么当职业钢琴家呢？格拉夫曼对他说，郎朗不需要比赛也能当职业钢琴家。

1997年底，在格拉夫曼的引荐下，郎朗通过甄试，与国际上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成为了职业钢琴家，郎朗此时15岁。

郎朗和父亲的关系毫无疑问非常复杂，郎朗一边惧怕他，一边却又怜惜他。

郎朗的爷爷是音乐教师，因历史原因转职成工人。父亲郎国任一直立志成为二胡演奏家，但因为文革而耽误了入学年龄，考沈阳音乐学院时虽然前两轮都考了第一，但因为虚报年龄最终被淘汰。可以说，朗爸心里一直是不服的。当他意识到儿子有比自己更出色的音乐天分，下定决心让郎朗学琴，把自己没实现的理想实现出来。郎国任对郎朗的才华有种天生的信任，他总是相信郎朗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

不过郎朗也说，自己现在和父亲的关系已经改变，父亲从他成年后开始逐渐放权，现在他们正逐渐变为朋友。每次郎朗听到好听的歌，还会跑去弹给父亲问：“怎么样？好听吧？”

2003年，他在卡内基独奏时，把父亲请上了台一起合奏了《赛马》。郎朗说：“我父亲也想成为演奏家，他年轻时候曾一度离梦想那么接近，最终却失败。我想借由和他同台演出，在我梦想实现的过程里，也实现他的梦想。”

这些年郎朗爸也在反思，对其他琴童家长和公众媒体都说，要因材施教。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学郎朗。

在我看来，郎朗的家境让他没办法慢慢出名，如果他在最初放慢了脚步，他和父亲只能等着饿死。他只能在最开始逼迫自己，拿一种体育竞赛一般的作风令自己的才华快速得到别人认可，如果慢悠悠来，连央音的门都进不去，更别说公派去参加比赛。穷困过的人，才知道出现一个机会有多难。

搜索了一下发现郎朗生病生得还挺全：中耳炎，手部拉伤，肠胃炎（严重到回家呆了几个月时刻插着两根管子监视肠胃）……之前只看到他各种到处跑，好像天生自带兴奋剂一样，现在想来他真的挺拼。他编音乐教材，办音乐教育，虽然待在国内的时间不多，但做了许多事。有些人说郎朗才三十多岁，就开始做很多人上了年纪才会做的事。

一位叫“hwl”的知友分享说：“看过郎朗的学琴经历就会感叹他居然能健康成长为一位乐观阳光的人，也许就是太过接地气不符合我国对‘高冷艺术家’的幻想。媒体喜欢黑郎爸，曲解他的话以制造新闻博眼球，但是绝对找不出郎朗在公众面前发表过任何对他爸的不满。他对父母、师长十分尊重，需要家庭提供安全感，所以到现在还带着妈妈满世界跑。郎朗自称natural high，经常亢奋得像条狗似的。不会说相声的体育评论家不是好钢琴家啊。”

“万年游客”说：“看过几个郎朗表演以及采访的视频，一谈到钢琴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还有与别人合作时那种弹到妙处的眼神交流，给我的感觉是他是爱着钢琴的，非常热烈的爱。”

郎朗去牛津大学演讲，有学生问他：“你觉得天赋和努力的关系是什么，比如你的音乐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被创造出来的？”郎朗回答：“有些能力的确是天生的，但天赋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更少的努力去获得更大的成就。人生是一步一步来的，走了这一步才有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