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和经济模型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Modelling，NATSEM）的分析显示，对于工党来说，住房负担能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工党正在通过打击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来设法提高住房承受力。

住房压力最大的前五大选区——定义为底层40％的家庭将其总收入的30％以上用于住房——全都在西悉尼。

Digital Finance Analytics的估计显示，面临抵押贷款压力的家庭数量超过100万。其中，2.2万户家庭面临严重压力，而6.1万户家庭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出现房贷违约30天的风险。

住房压力最严重的是工党的克莱尔（Jason Clare）所在的Blaxland，其失业率达9%，是全澳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NATSEM分析还显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10个贫困率最高的选区有8个是工党席位，而Blaxland也垫底。

NATSEM主任谭盾教授（Robert Tanton）表示，有关住房压力和贫困的数据表明，税收和住房政策的计划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NATSEM研究了负扣税的影响，并指出，经验证据表明房地产投资可能对此类激励措施敏感。

一些批评人士预测，在工党打击负扣税之后，租金可能上涨。

分析发现，由绿党副领导人班特（Adam Bandt）持有的墨尔本选区租金压力最大，超过20％的人口难以支付租金。

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到1的范围内，其中1代表收入集中度最高——而财相弗莱登柏（Josh Frydenberg）的选区Kooyong是财富最集中的，为0.385。

但是班特的墨尔本选区排名第二，财富集中度为0.384。其他贫富差距严重的选区包括Goldstein——由自由党议员威尔逊（Tim Wilson）把持，他主持了政府对红利抵免的调查。

谭盾教授说，这些选区的贫富差距可以通过老年护理来解释。

“这些选区的严重贫富差距是因为那里确实有一些富人，但也有老年护理设施的工作者，造成了收入差距。”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会的新分析显示，周二联邦预算中的所得税减免将使收入较高的收入者受益最多。

“分析表明，即使政府决定将最低税率从19％降至17.5％——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支持，但对收入最低的30％家庭来说仍然没什么好处。因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太低，本来就不必缴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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