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2298字｜预计阅读时长3分钟凡是站队一族，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都只是一边倒地搜刮不利于对方的证据。就像夫妻吵架翻旧账一样，似乎只要紧紧揪住了你方的某些不是，理就全在我方了。 但那些失误、过错、罪行、污点都不大可能是孤立的、纯粹的、平面的，它们背后往往会有深层次的背景、不得已的动机、多方面的促成、难预料的后果。比如说，社交媒体上的贬澳派就常常会抛出这样的论调：英国囚犯的后代，能有什么好货！澳洲最初是英国的囚犯流放地，这是事实。但如果因此要得出结论说澳洲人都是囚犯的后代，并用这样的出身论来贬低澳洲人，那稍有逻辑头脑的都能察觉出这种论证的轻率与松散。关于澳洲人体内是否都流淌着罪恶的DNA，我们需要了解三个简单的事实。第一，澳洲并不是英国唯一的囚犯流放地。 十八世纪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流放候选地比比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把囚犯送到美洲去的。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从1717年到1776年，共有5万名英国囚犯被运到美洲（另有估计是6万9千人），大部分都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农场当苦力。18世纪来美洲的英国人里面，可能有四分之一都是戴着镣铐的。但是后来，美国儿子闹革命分家了，跟老头子划清了界限。英国政府只能舍近求远，开通了到新南威尔士的航线。另外，新加坡也曾经是英国政府遣送印度囚犯的流放地，被称为“印度人的悉尼”。这些囚犯开山劈树，造桥通路，岛上早期的公共设施都是他们的功劳。后来他们还差点把香港的中国囚犯运到新加坡，但这个计划因为1848年的囚犯劫持船只事件而搁浅了。第二，现代澳洲人中的囚犯后代只占总人口的20%。从1788年到1868年，共有16万英国囚犯被运到澳洲。但是1868年的澳洲人口达到了154万，大部分都是外来移民。除非那陆续到来的16万人的繁殖力都堪比兔子，否则不可能在80年间产下这么多的子孙。而且，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囚犯初建的。最早登录南澳和维多利亚的居民，都是自由之身。南澳不仅接纳英国移民，还有不少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的普鲁士农民和商人。澳洲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10年之间从43万一下子激增到115万。这不是因为伦敦沦为了犯罪之都，而是澳洲发现了金矿。淘金者的主力当然是英国人，其次就是3万多闻风而来的大清朝子民。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16万犯人也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这就必须了解一下18、19世纪西欧国家的严刑峻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就判了5年。1815年，英国有215种罪行可以判处死刑，因此当时的英国刑法得了一个外号“血腥法典”（Bloody Code）。有人开玩笑说，那时的英国人要是一天不犯上三项死罪，就不可能吃上早饭。比如说，偷一只兔子，死罪；砍一棵树，死罪；把脸涂黑，死罪；未婚母亲藏匿早产儿，死罪；跟吉普赛人同居一个月，死罪。这些条款主要是来自1671年的《捕猎法》，只有地主和贵族可以打野味开荤，穷人就算在自己的田地也不能擅动野鸡野鸭的一根汗毛。于是，饿疯了的穷人就把脸涂黑了，昼伏夜出摸黑偷猎。就这样，《黑脸法》应运而生，抹黑脸等于直接通向断头台，让煤矿工人和扫烟囱人惶惶不可终日。黑自己都十恶不赦，别提黑祖国黑人民了。还有，《圈地法》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用栅栏把自己家围起来，农民不仅要花大价钱造栅栏，还从此失去了在共用草地上放牧的权利，为生计所迫只能到城里去当底端人口。那时的英国司法，奉行一条古老的祖训：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翻译过来就是“刑不上大夫”。只要有钱，给陪审团送匹马也就摆平了；只要姓赵，给国王递个条子也就赦免了。比如说，《法典》规定决斗是一项死罪，但达官贵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你刺我射，从来没人会起诉他们；反而是奶农杀死了赖账的贵族，会引发上层阶级“有法必依”的集体义愤。这种“因人治法”的双标确实是万恶旧社会的常态，却也引发了新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同情。在自由改革派的影响下，地方法院往往会大发慈悲留人活路减刑处理。但活路留得多了，监狱也就不够用了，政府只能天南地北地寻找下一个宁古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