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波澜壮阔，了解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的艰难奋斗足迹，你会发现，与前辈相比，我们没有理由不鼓起勇气直面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所遇到的重重艰难险阻。

欧洲人正式踏上澳大利亚大陆是在1770年，70多年后，澳大利亚在1846年迎来了第一个华人。自此，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出现了华人的身影。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约100万华人，从1到100万的这个过程并非一条直线，期间由于反华和白澳政策经历了多次起伏。

总的来说，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分为6个阶段：

英国殖民者1788年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流放犯人后不久，华人就来到澳大利亚了。在1848年之前，主要来自福建的华人零星来到澳大利亚做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农场做帮手或在家庭做佣人。

至于踏上澳大利亚大陆的第一位华人到底是谁，史界尚无定论。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818年来自广州的木匠麦世英是有文件记载的第一位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他在悉尼定居，先后娶了两位澳洲太太，于1880年去世。

但是，这个麦世英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华人，他并非来自中国，可能来自东南亚一带，是欧洲人在前往澳大利亚途中捎上船的。这第一个华人应该是一位福建人，他在1846年在现如今非常繁华的悉尼岩石区（The Rocks）登陆。

据1848年10月3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记载，第一批121名华工在前一天抵达悉尼，从事垦殖。自此拉开了契约华工输入澳大利亚的序幕。

“卖猪仔”的契约华工

当时中国国内处于清朝道光末年，人口剧增，可耕作土地有限，天灾频频，华工出国谋生成为青壮年走投无路的选择。

另外，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国家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为华工输出创造历史条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速扩张，在各个殖民地开拓种植园、矿山、道路、港口等，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在澳大利亚，羊毛产业发展迅速，很多农场急需劳工。据记载，1830年澳大利亚人口仅7万人，羊却有数百万头。农场主向澳政府要求输入外劳，由于各种原因，输入印度等国的外劳计划受阻，于是华工成为澳政府的目标。1848年第一批大规模华工输入，随后大批福建人从厦门登船“卖猪仔”来到澳大利亚做苦力。

从1848年到1853年这五年间，超过3000名华工在悉尼港登陆然后分散到新州各个农场从事农耕劳作。这些廉价劳力刚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就遭受歧视，他们辛勤工作却极少有关于他们的记录。这些华工有的人在契约期到后即返乡，但有的人却留下来度过余生。

1851年，在澳大利亚现在的新州和维州几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其中包括华人。淘金热期间华人在澳大利亚的人数高峰期达到4万之多，是澳大利亚1901年联邦成立前华人人数最多的时期。

与之前的契约劳工大部分来自福建不同，前来淘金的华人基本都来自广东。19世纪中期中国南部处于太平天国时期，时局混乱，当时香港也已经被割让给英国，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窗口，很多广东人通过香港卖猪仔，当苦力来到南洋并一路往南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消息灵通的广东人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变卖家当到处借钱举债买来船票，在海上航行三个月，飘洋过海来到墨尔本。

维州华人金矿 1861年 （维州图书馆）

华人淘金矿工 1861年 （维州图书馆）

班迪戈的淘金工人1852年 （维州图书馆）

淘金镇巴拉腊特1855年（维州图书馆）

华人淘金者从墨尔本下船后，结队排成一排，挑着扁担，步行山路前往班迪戈等金矿。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懂英文，必须紧跟着领头的几个会英文的。

1850年代刚抵达澳洲的华工结队步行前往金矿（油画，维州图书馆）

来到金矿后，他们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白天淘金沙，晚上种菜。到1857年，澳大利亚的华工已经达到4万人，他们大多在矿场工作。在班迪戈和巴拉腊特等淘金镇，华人人口占比达到25%。

淘金重镇Beechworth的华人节庆游行1874年（维州图书馆）

有趣的是，当时来淘金的几乎清一色是男人，妇女极少，据记载，1861年班迪戈有5千多男性华人，只有一个华人妇女。

189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华人占到当地人口的11％，这是华人人数的最高峰，随后锡矿越来越少，很多华人或者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回国，当地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从1891年的1300人下降到1901年的593人， 而1921年是169人，到了1947年只有47人了，不过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新人到来了。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赞助亲戚或乡邻移民过来。

在当地华人中，帕西·杨的故事广为流传，足以代表华人移民的努力、辛劳和聪明才智。澳大利亚光兴百货公司（Kwong Sing store）的奠基人帕西·杨1865年出生在广东中山石歧的村庄里，大约20岁的时候通过同村人的关系来到了澳大利亚，随后10年里杨在不同的华人开的店展打工，生活颠沛流离，10年中的大部分岁月他都在新南威尔士的乡村度过。固然偶然也回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和希看在澳洲。

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人介绍，帕西·杨来到位于新南威尔士格伦因斯(Glen Innes)地区的光兴商店工作。1907年杨成了光兴的股东之一，到了1912年他几乎接管了光兴，成为了主要的股东和治理者。杨的孩子们相继在澳大利亚出生，他还赞助自己的侄子一个接一个从中国老家来到澳洲他的店展里工作。不久他的子侄们又一个个的另立门户，开办了自己的店展，并且相继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华人淘金者的到来并不受到欢迎。在整个淘金热时期，华人矿工在矿场一直是被歧视的群体。

从1853年末开始，华人淘金者开始大批涌入，其中不少人确实淘到金子。逐渐的，早期发现的金矿差不多被淘完，一些有经验的华人矿工带领新来的矿工寻找新矿。由于澳大利亚的金矿是地表浅层沉积矿，开采和发现都比较容易，不太需要复杂的设备和技术，一些华人矿工竟然寻找到几个大金矿，其中一条被华人发现的矿脉被命名为Canton矿脉，阿拉拉特（Ararat）也是华人发现的有名的金矿。

随着华人矿工逐渐开发自己的金矿，开始招来欧洲殖民者的嫉妒，加上华工吃苦耐劳，客观上拉低矿工的工资水平，以及由于语言不通文化习俗不同，华工很少与其他国家的矿工沟通，导致反华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反华情绪到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初达到顶峰，期间发生了两起著名的反华事件。

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在金矿和锡矿开采殆尽之后，固守落叶归根的中国人很多又回到了祖国，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数急剧下落。尽管危机四伏，也有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扎下了根，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人脉关系，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忍辱负重并且灵活圆滑得面对和处理周围随时出现的敌视。这些定居的中国人，在当地建立家庭，繁衍生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伯克兰暴乱发生在维州伯克兰谷的金矿，当时有大约2000名华人矿工和700名欧洲移民居住于此。双方的矛盾日积月累之下，在1857年7月4日爆发，当天大约100名欧洲移民袭击华人矿工，华工被打被抢劫并被驱赶到伯克兰河对岸，至少三名华人矿工伤重不治。警方逮捕了13名肇事者，但是在随后的审判中认定这些暴徒是受到旁观者怂恿才袭击华工的。

在2007年，暴乱发生150周年纪念日，当地竖起纪念碑纪念事件中的受害者。

林宾平原暴乱发生在新州如今的扬格镇（Young），也是在1860-1861年这个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反华事件的统称。

林宾平原暴乱的起因有两个，一个是悉尼地方议会否决了一项反华提案，另一个是有谣传称1500名华人新矿工正前往扬格地区，欧洲裔矿工对华工的积怨一触即发。

林宾暴乱中的反华旗帜（扬格博物馆）

事发在1861年6月30日晚，约两千名欧洲裔暴徒持枪驱赶华人矿工，破坏他们的帐篷，抢劫财物，并把他们的辫子拽下来。约一千名华人矿工不得不逃离并在其他地方安营扎寨。警方第二天赶到林宾平原，捉拿肇事者头目，并逮捕另外三人。当时的报纸《Argus》报道了这次事件。

林宾平原暴乱 1861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林宾平原因这次暴乱事件蒙羞，后来改名为扬格（Young）。

淘金时期来的华人移民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挣钱。因此淘金潮结束后，大部分华人都返乡做生意娶老婆了，少部分留在墨尔本的主要从事三种职业：第一种是做家具，现在墨尔本市区还有不少华人家具店；第二种是菜农，现在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还能看见不少华人在卖菜，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第三种就是继续矿工生涯，到其他州例如塔斯马尼亚开采锡矿。

华人菜农 1893年

从1880年代开始，在墨尔本和悉尼等大城市的反华情绪在平息一段时间后又有所抬头。在金矿挣到钱的一些华人来到城市做生意，他们开店或摆摊。到1890年，仅在新州就有将近800个店铺由华人经营或拥有。华人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广泛，厨师、烟草种植、洗衣、种菜、木匠等等。

从事各种职业的华人1893年（维州图书馆）

从事各种职业的华人1874年（维州图书馆）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从乡镇搬到城市居住，澳大利亚社会关于“黄祸”的言论甚嚣尘上，新州在1881年和1888年两次出台移民限制法，各州纷纷效仿。甚至有观点认为，各州在移民问题上的一致反华立场也是联邦成立的促成因素之一。

墨尔本热闹的华人街区（维州图书馆）

受这些反华政策影响，华人移民基本只出不进，人数骤降，在1900年澳大利亚成立联邦之前在澳的华人不足5万人。这个时期留下的华人也尽量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汉语，甚至改名换姓，不愿意自己的子女被看出有华人血统。

华人的成功当然引来了白人的不满，澳大利亚作家玛丽·贡特（1861－1942年）在《一个女人在中国》里回忆早年在澳洲的生活经历时说：“我曾多次看到不幸的中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到我父亲家来寻求保护。那些我们称之为流氓的街头无赖不问情由，任何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仅仅由于他是中国人就往他身上扔石头。”

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还源于其它经济竞争。以家具制造为例，19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华人靠制作廉价和低档家具谋生，主要制作椅子，货架、脸盆、碗橱和桌子。本土欧洲工匠则垄断了价格高昂的家具。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欧洲人也不得不制造低档产品时，他们发现华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行业。欧洲工匠开始鼓动政府当局，禁止华工移民。他们要求限制华工的劳动时间，并在产品上标明是由白人还是华人制作的，鼓励白人购买白人的商品。面对澳洲同行的打压，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社团，张罗经费游说议员，并聘请律师。1913年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会诞生。

1901年澳大利亚成立联邦，最早通过的法律之一就是移民限制法案，禁止一切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这些白澳政策虽然没有明确写入法律，但是却存在了70多年，特别在1900年代初期，白澳政策的实施使华人移民进程严重受阻。中国人的出现潜在的威胁到了“白色澳洲”的现实，欧洲白人被中国人的出现和成功吓坏了。“白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华人矿工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的惊恐、怀疑和误解。当时为了调查劳工情况，新南威尔士成立了一个移民调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认为苦力移民会降低白人的生活水平，要求限制移民。

当地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就写道：“先不考虑中国人带给金矿区的麻风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可怕的病带到哪里——就单单从他们心智低下，身体瘦弱，生活习俗半野蛮化的角度来看，我就反对让他们进入澳洲，他们完全不配融入我们这么文明开化的国家，我要问问大家，他们这些偶像崇拜者能够让我们的基督信仰纯洁吗？这些杏核眼、黄皮肤的东方人能改进我们的种族吗？这些从天朝带来的习性和邪恶能够推动澳大利亚吗？完全不能……”

庆祝联邦成立的华人舞龙队伍1901年

白澳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对移民采取“听写测试”这项十分文明的规定，移民官有权挑选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对入境者进行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试，没有通过测试的人禁止入境。这项为华人移民“度身定做”的规定可操作性极高，移民局官员的目的是阻止华人入境，因此如果你精通英语，他就用德语考你，如果你刚好精通德语，他就考拉丁语，最后总有一种欧洲语言你不懂的。

在海关接受测试的华工1892年（维州图书馆）

此时正值中国国内辛亥革命。据说澳大利亚华人当中不少人支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当年康有为曾想到澳大利亚来，但是担心无法通过听写测试就放弃了。

白澳政策“成效”显著，到二战开始前，澳大利亚的华人只有不到3万，达到历史最低点。

不过，随着国际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白澳政策存在的几十年多次受到现实的挑战。

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开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二战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一改变。在官方默许种族歧视政策的时候，华裔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当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时候，华裔就会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

一战期间有约1000名华人符合应征入伍条件，但是在白澳政策下，华裔青年要参军报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了要满足严格的体格要求，还要面对种族归类等诸多限制。首先你要体检达标，当时的最低身高要求约为163公分，此外还要满足种族的要求。没有显著欧洲血统的人不能入伍澳大利亚帝国军。

但是战事所需，最终有206名华人参加一战，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狙击手比利·邢（Billy Sing）。根据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的研究，比利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枪手，击毙敌兵无数，比利的父亲来自上海，而比利则在昆士兰的一个农场长大。可悲的是比利从战场归来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很早离开人世，死时穷困潦倒，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比利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被埋在公墓中不为人知，直到21世纪初，布里斯班才为他树了一座纪念碑。

狙击手比利·邢（澳大利亚战争博物馆）

一战结束后，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人数首次超过在中国出生的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打响，在战争后期大战后期，澳大利亚接收了在太平洋英属岛屿上饱尝炮火蹂躏的华裔千余人，疏散至澳大利亚各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50年代，澳大利亚实行哥伦布计划，资助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学生前来澳大利亚留学，哥伦布计划为澳大利亚输入大批人材。当时二战结束，澳大利亚一方面面临人口不足、经济发展受阻的困境，另一方面思想慢慢开化，意识到对亚洲移民与其一味地封堵，不如吸收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

维州公校的华人学生1949年（维州图书馆）

1957年，澳当局宣布居住在澳大利亚15年以上的非白裔人口有资格获取得公民权。1958年，移民法废除了听力测试代之以更简单的入境考核。

1970年代，白澳政策已经无法阻止历史前进的车轮，1973年来自工党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正式取消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白澳政策。

1970年代是澳大利亚移民史上重要的阶段。越南战争接近尾声，北越攻陷南越，大批越南难民流向世界各地。澳大利亚慷慨伸出援手，据统计，澳大利亚接收的越南难民人数是所有其他国家接收的总和。

中国改革开放，一批向往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中国大陆学生到澳大利亚学习，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一个小高潮。当时来的大部分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不少人变卖家具，凑够五千澳元来澳大利亚。这批人的经历也十分坎坷，有的人千辛万苦来到澳大利亚，下飞机看到如此荒凉的景象，又立马坐飞机回国了，大部分人留下来了，那时墨尔本街头随处可见拎着大箱子的中国留学生，肥皂、被褥都带来了，有的人无处落脚，露宿街头。

这批中国来的语言生从1985年开始，高峰期出现在87、88年，人数一度达到五万人。1989年之前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后来获得霍克政府特批无条件留下来，这些815和816签证类别的留学生成为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一支生力军，随后他们把中国国内的家人也申请过来，掀起了一股小小的移民潮。

1980年代中期的留学生（维州图书馆）

19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继续吸引大批中国学生前来留学，他们当中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留下来移民澳大利亚。1990年代末开始，一批投资商业移民加入移民大军。不过这两类移民与早期移民不同，属于理性常态化的国际流动。

许多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澳大利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澳大利亚社会确实给所有移民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我们很多人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没有这里的身份、没有这里的工作经历、没有这里的学历、文凭。但是这个国家提供了个人发展的环境，很多华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做到了。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人口已经达到100万，其中近50万澳大利亚华裔在家里说中国方言，去年有超过12万中国留学生来澳大利亚留学，100万中国游客来澳观光旅游，中国也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中两国在去年底签署了自贸协定，人员往来也成为其中一部分。

在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澳中经贸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华人移民在当中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所以说，华人移民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繁荣付出了血与汗、力量与智慧，成为澳大利亚光荣的拓荒族之一。正如1995年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所说：“澳大利亚华人150年来，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本人坚信华人的智慧和力量，会继续造福整个澳大利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