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中行开始转移业务方向，由专重政府机关转向企业。在承担财政借款的沉重包袱下，努力匀出资金，扩大贷款规模，支持国内生产发展。

1933年前中行贷款每年在3亿元左右，中行的贷款总额长期居全国首位，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的贷款额中占五到六成以上。1931年后，贷款额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贷款总额仍居首位。1937年中行贷款额已经增长到8亿元，比中央银行多出15％，是交通银行贷款额的两倍多。

中行贷款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改组后，中行对政府机关和个人的贷款比重逐渐减少，对工商业、农业和交通业的贷款大幅增加，1930年后的5年内，中行的工业贷款增加了两倍，商业贷款增加了一倍。

一、加大对工商业贷款，辅助工商业发展。

（一）支持重点工业发展。

中行投资的剿丝厂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工业是纱、粉、丝三业。在工业贷款中，对这三业的贷款占到80％左右。

1932年丝市低落，陈丝积压3.5万担，各地银钱业的丝茧押款，完全搁滞，新茧上市，无人收购。中行奔走呼吁，江苏、浙江两省发行库券300万元，辅助陈丝出口约2万担。中行对丝厂的贷款不以呆滞而中止，新茧上市仍放出贷款200万元收购新茧。

中国面粉业起步较早，但资金实力大都比较薄弱。同时又受到洋面粉的排斥，粉价低落，经营维艰，中行全力贷款支持。例如，1934年中行对天津寿丰面粉公司，贷款120万元，又以成品、原料等货物抵押透支300万元，使得该厂日产面粉2万袋左右，对抵制进口洋面粉起到了一定作用。

棉纺织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纺织工人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30年代外商纱厂发展加快，与国内纱厂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资本较弱的纱厂停工、减工现象普遍。为做好纺织工业贷款工作，1934年中行总处特地成立“纱厂放款管理委员会”，协助贷款行随时稽查纱厂状况，促进其改良技术，减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到1934年，中行对纱厂的贷款增至3440万元，贷款额占全国纱厂总资本的25％到35％。在全国纱厂中，中行的贷款户占到48％。

（二）协助国货工业扩大产销。

1932年3月中行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货厂家星五聚餐会”，加强国货工业同行的交流，交换经验，共同研究发展策略。1932年8月，中行倡导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该会章程明确指出：“以集合本国工商业同志，谋切实合作，而利国货制造与推销为宗旨”。1933年中行创设“国货介绍所”，并指示各地中行组织成立国货介绍分所，推销国货。1933年2月9日，中行参与投资，在上海成立“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当时全国专销国货的最大商场。

（三）支持国内商业发展。

中行改组初期就提出，“营业方针不可不侧重于商业方面，注意与商民之往来”。中行发放的商业贷款种类多，额度大，除政府借款外，商业贷款一直居各项贷款首位，商业贷款额常为工业贷款的2至4倍，有力的支持了当时商品的流通。

二、辅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铁路建设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50年的时间才修建了8000公里，而且营业收入不敷开支，负债累累，金融界大多对铁路贷款视为呆滞贷款，很少涉足。中国银行认为，要促进国内各产业发展，提高国力，发展铁道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中行多次投入巨资，支持铁路建设。中行先后通过直接贷款、组织银团贷款和发行债券等融资方式支持了浙赣铁路、钱塘江桥、粤汉铁路、淮南铁路、陇海铁路、同蒲铁路、北宁铁路、平绥铁路、正太铁路等工程的建设。

早在各地分散兴建民营公路时，中行就积极给予贷款支持。在煤矿方面，中行先后对河南焦作煤矿、山西煤业公司、山西大同煤业公司、阳泉保晋公司、浙江长兴煤矿、湘南煤矿等多家煤矿的发展提供贷款支持。水利工程方面，中行对海河、黄河、渭河、永定河等河流工程都给予过贷款。

三、开办农业贷款，支持农业发展。

1931年前后，低价洋米、洋麦、洋棉充斥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谷贱伤农。同时农民的赋税杂捐负担又十分严重，农村经济极度衰落。中行当时已经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农业贷款不是其主要业务，但因为农业衰败，影响到工商业与进出口贸易发展，所以中行分出资金，扶持农业发展。中行农贷余额1934年为2216万元，1936年达到4354.50万，增加96.5％。除了农产品押款和小额押款等对农民的直接贷款外，中行于1932年就开始在农村试做合作社贷款。到1936年，中行对合作社的贷款达808万元，范围扩展到10个省117个县，关系94个合作社联合会、3200个合作社、20.5万农户，有效的促进了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国银行发放短期农贷支持秋收。图为山西军民秋收的场景

通过转变贷款结构，扩大贷款规模，中行有力的支持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