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15 年，全球抗生素人均消耗量增加了 39% | 好奇心小数据,澳大利亚联合时报微信公众号文章

中低收入的国家是消耗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力

全球抗生素消耗量和人均消耗量都在快速增长，这是件危险的事。

根据对 76 个国家超过一百种抗生素的调查追溯后，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全球抗生素消耗量（衡量的指标为“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简称 DDD）增加了约 65%，从 211 亿增长到了 348 亿。

在这 15 年内，全球人均抗生素消耗量增长了 39%，从千人限定日剂量的 11.3 上涨到了 15.7（每日）。

限定日剂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种统计指标，在衡量抗生素使用量上广泛受到认可。它衡量的是典型成年患者为治疗感染每天将接受的药物量。可以用来比较不同药物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量。

如果不加规范，按过去十五年的速度发展下去，2030年，全球会消耗 1280 亿限定日剂量的抗生素。

研究人员认为中低收入的国家是过去 15 年全球抗生素消耗量增加的主要动力。在 2000 年，人均抗生素消耗量最多的国家中大多数是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比如法国、新西兰、西班牙、中国香港和美国。但到了 2015 年，排名前六位的国家中有四个都是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如土耳其、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罗马尼亚。

研究人员发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在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增长跟抗生素消耗量成正比。其他的指标，比如麻疹疫苗接种率（被认为是一个指示国家公共卫生程度的重要指标）、医生密度和进口产品占 GDP 比重都和抗生素人均消耗量无关。

因为 GDP 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城市化，人口更密集的情况下，细菌感染变得更容易传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使得汽油等燃料增多空气质量下降，这也助长了呼吸道细菌感染的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抗生素的需求增加了。

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等），人均 GDP 变化和抗生素使用量没有关联。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均消耗量还下降了 4%。

抗生素消耗量增多背后的危险是，抗生素耐药（AMR）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根据 Review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2016 年，因为抗生素耐药（AMR）带来的死亡人数约为 70 万，这还是乐观估计。到了 2050 年，AMR 致死人数可能将达到 1000 万，在致死人数上超过癌症（820 万）。

不科学的使用方法，例如低剂量使用抗生素，未能将细菌杀死，会让这些不那么敏感的萌芽菌株留存下来，新的种群在此基础上继续突变。

另外在动物上使用抗生素也会影响人类健康，哪怕你不吃肉。因为禽畜在摄入抗生素后的排泄物，也在污染水源和土壤（前文提及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未计入这部分间接摄入的抗生素）。

还有不正确的认知也导致抗生素的滥用。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中国约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抗生素可以治疗感冒或流感（而实际上超过 90% 以上的感冒和流感都是病毒引起的）。

抗生素简史

1910 年
德国医生埃尔利希从染料中提取出了能杀死梅毒细菌又不伤害宿主的成分，取名“埃尔利希606”，拉开了抗菌药物发展的序幕。

1928 年
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抗生作用。发表了题为《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的论文，这一年被视为“抗生素元年”。

1932 年
细菌学家兼药物学家多马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商品化的合成抗菌药 Prontosil，能减轻败血症威胁。他获得了 1939 年的诺贝尔奖。

20世纪 40年代
随着青霉素提纯法和工业生产，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上千万生命。直到 1945 年之后，青霉素才在军队之外的地方得到广泛应用

20 世纪 50 年代
金霉素(1947)、氯霉素(1948)、土霉素(1950)、制霉菌素(1950)、红霉素(1952)、卡那霉素(1958)等都是在这期间发现的。这一时期，抗生素研究也进入了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化的阶段，还建立了大规模的抗菌素制药工业。

20 世纪 70 年代
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 年至 1975 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但从 80 年代开始，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自 1980 年代末至今，几乎没有能研发出一种重要的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