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经纪人Monika Tu专门致力于为中国移民提供房产交易，并且已经创造了数百万的成交额，她表示：“中国移民带来了他们的钱财和知识，在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的同时也支付了很多税款。”
记者在一天早晨于悉尼郊区玫瑰湾的一个房子里见到了Tu，她打算以880万澳元的价格出售这所房子。她当天穿着一条红色华伦天奴的连衣裙，佩戴着香奈儿项链和爱马仕手镯，从一辆黑色的宝马车上下来，引我走到了房子里面。我们一起进入电梯，她看了看我并非名牌的夹克衫，温和地说：“看起来像古驰。”
Tu在一个带有全方位海景的起居区里向记者解释了她的工作内容。她的服务范围可以延伸到帮助买房者克服文化差异，了解这里的工作方式。她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顾问。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华人，为华人移民提供实际意义上的引导，帮助他们融入澳大利亚的生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2009年，当Tu初创黛晶（Black Diamondz）地产中介时，她对遇到的一些白手起家的中国商业巨头的行为也会感到沮丧。“他们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别人的房子里抽烟，”她说。这并不是说她完全反对他们。中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转变为经济超级大国的速度之快，意味着许多发财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去磨练。她表示：“这基本上就是从农民变成国王。”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你如此富有，没有人会真的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Tu吸引客户的努力并不总是受欢迎：“有些人根本不喜欢我，他们还会对我喊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总会理解我是来帮助他们的。“
在头五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客户都在投身于房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最近的新客户更是有一系列不同的背景，如制造业，食品加工，科技，电子商务等等。Tu认为他们比前辈们更为世俗，但她仍会就当地习俗提出建议：“无论他们是农民，开发商还是工厂老板，他们都应该被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
参与这次对话的还有黛晶（Black Diamondz）年轻的房地产经纪人Courtney Wong。他是在香港出生的悉尼商人、慈善家Albert Wong的儿子，他表示与Tu共事让人大开眼界。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她应对中国的富豪们，这真是非同寻常，钱的数量之大简直超乎我的想象…..”Courtney承认他自己来自一个富有家庭。但他表示：“富有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太疯狂了。
《疯狂的亚洲富豪》是Kevin Kwan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发生的背景被他称为“新镀金时代”。Kwan出生在新加坡，住在纽约，并会定期到澳大利亚探亲。他表示：“创造出的财富数量令人难以置信。“
在他的书中，继承祖先遗产的新加坡和香港家庭对中国大陆的巨额消费不屑一顾，把他们视为无可救药的傲慢暴发户。但正如Kwan所指出的那样，Vanderbilts在19世纪最初发现财富时也被认为是庸俗的暴发户。而现在他们是美国的贵族阶级。Kwan本人并不是指责大陆人过度挥霍他们的钱财。他说：“过去，需要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的努力才能赚到十亿澳元。然而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说，这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你这么快就赚到了这么多钱，那么大额的消费随之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例如，如果你是中国股票交易商宋文雷，那么为什么不花费6000万澳元购买一处能够俯瞰悉尼港的房子？即使你必须向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支付60万澳元的费用才能申请购买？“在你买了令人神往的进口汽车、高级时装、珠宝和艺术品之后，接下来呢？“Kwan提出了疑问。“是去获得Point Piper的战利品。”蓝筹地产不仅是一个很好的长期投资：它向全世界宣告你的到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要追求威望和社会地位，”脸面“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在Kwan的第二部小说《中国富豪女友》中，一对雄心勃勃的中国大陆夫妇移居香港，开始致力于提高社会地位。为达到目的，他们雇佣了一位拥有丰富人脉资源的当地人Corinna Ko-Tung，她在第一次见到从头到脚穿着普拉达的夫妇时吃了一惊。“对于这些来自广东的‘新移民’来说，这是一个先进的高度“Kwan写道，” 但对Corinna来说，这只是来自中国大陆财富愚蠢的呐喊。她所承担的就是帮助这对夫妇“从墙上的艺术品精制到身上的衣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在最顶级的俱乐部里获得会员资格，让他们的名字精确地出现在邀请之列，并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顶级学校”。
Kwan认为，对于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富豪而言，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合适的场合被看到。他说：“他们并不想征服悉尼社会。他们对此并没有兴趣。”尽管澳洲对一年内没有使用六个月或以上的外资房地产征收空置税，但一些中国人还是不会在澳大利亚的房屋或公寓里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充其量只把它们当作一个避难所或度假房屋。 Kwan说：“当他们来澳洲的时候，会带着来自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的朋友来享受澳大利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他们会享用优质的澳洲肺鱼，高品质的咖啡，澳大利亚著名的葡萄酒，观看一些表演，而后离开。”
在其他的时间里，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会继续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国经营业务，而他们的伴侣和他们的学龄孩子会居住于澳大利亚。孩子们可以很快地流利地讲英语，但留在家里的父母却难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一位中国母亲通过翻译人员发电子邮件告诉我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与当地人交流。这个女人，就像我为这个故事采访的其他几个人一样，不想被透露姓名。她八年前从中国的山东省搬到了墨尔本，交到了几个澳大利亚朋友。
墨尔本市场公司Bastion S&GO中国顾问团队的主管Doris Li说“富太太们”往往会粘在一起。“他们和其他富太太做朋友，一起出去玩、打牌、打麻将、逛街。”
在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被称为“富二代”，这个词字面意义上本是指“第二代富人”，但却与肆意的花费和炫耀特权联系在一起。John Osburg指出：“他们经常被认为会有特权感，容易过度享乐。比如中国富二代撞法拉利的事情。
Ryan Gollan，37岁，出生在北京，他Instagram的个人简介是“投资银行家，艺术赞助人，阔佬”。虽然是澳大利亚的长期居民，但也有一众新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朋友。Gollan描述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也是“狂欢作乐”的。他回忆起一段经历，他的一个富二代朋友给他倒了一杯拉菲（“我认为这一瓶要3000澳元”），并告诉他：“你必须一口气把这杯干了！”Gollan叹了口气:“我真的认为这样做根本不能品尝到这酒的滋味，简直是浪费。”他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一位21岁的悉尼大学学生——“她出身于一个亿万富豪的家庭”——在梵克雅宝买了一个价值10万澳元的戒指，用她的中国信用卡支付。“然后在一个星期内就丢了。”
在上个财政年，澳大利亚有近18万中国学生获得学生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在去年澳洲获得的286亿澳元的总收入中，国际留学生贡献了将近90亿澳元、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是富二代，但是他们都来自富裕的家庭，负担得起澳洲学校向外国人收取的高额学费。由于中国持续到201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许多独生子女不仅只由父母资助，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支持。“所以他们有很大一笔钱，每个月可以有四万到五万澳元”，奢侈品牌公关公司Black Communications的总经理Naomi Parry说。
毫无疑问Parry会花些钱在Chadstone的奢侈品店。她说，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中国学生的圣地，因为它有优质的学校，房产价格比悉尼略低。“这也是墨尔本零售业爆炸式发展的部分原因。”
整容业是繁荣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领域。Mark Ashton发现，在过去三年中来到他墨尔本门店的中国年轻女性数量激增。作为澳大利亚整形外科学会主席，他知道其他医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说，这些女性都会携带名牌手袋，“普拉达、古驰或路易斯威登”，并要求进行三项手术：双眼皮手术（欧式双眼皮），隆鼻术（使鼻子不那么扁平），丰胸术。
Ashton有一个理论认为，中国人寻求一个更加西方的面孔与他们对于欧洲品牌的热衷有关。然而西方人越来越多地追求东方之美，Ashton说：“中国人却有着对西方的绝对迷恋。他们想要西方的所有东西，西方的汽车，衣服，家具，房子和建筑。”还有他们的眼皮，鼻子和乳房。
显然，还有西方的画。“在悉尼和墨尔本富有的华人社区，很多人都成为了澳大利亚艺术品的收藏家，“澳洲Vogue的Edwina McCann说。
2015年在纽约，亿万富翁上海金融家刘益谦以2.14亿澳元的价格购买了1918年莫迪利亚尼的画作《侧卧的裸女》。据说他用他的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 card）购买了这幅画作，产生了足够多的飞行常客积分，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终身免费的头等舱飞行服务。刘先生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现在的事业跨越了化学药品，房地产开发和金融业领域。他告诉《纽约时报》：“我们传达给西方的信息非常清楚：我们买下了他们的建筑，买下了他们的公司，现在我们要买他们的艺术品。
最让David Morrell担心的是网球场。Morrell是墨尔本房地产市场高端买家的代理人，他说，这个城市的富人区Toorak有120个网球场，其中近五分之一为中国人拥有。从该区房地产拍卖的人群构成来看，他预计这个比例仍会上涨。他说，在一次拍卖会上“一共有118人，其中有92个是中国人”。
在另一个Toorak的拍卖会上，Morrell看到三个中国人相互竞标。“我跟拍卖师说，‘这就像是从小朋友手中拿走糖‘。他们只是把手放在空中，他们不明白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也不在乎，在这个拉锯过程中花费了几百万澳元。”
中国的投资者是目前澳大利亚的海外资金的最大来源。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的财政年度，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在批准了超过470亿澳元的中国投资，其中320亿澳元用于房地产——是美国投资者花费的四倍，澳大利亚外资第二大来源国。
Morrell深信，中国资金的泛滥扰乱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将澳洲房价推高，以致于许多本地买家根本无力购买。（在去年城市政策智库Demographia发布的《全球住房可负担能力调查》报告中，悉尼和墨尔本都在全球最难负担城市前十之列。）他举例中国买家Qi Yang去年8月份花费近4000万澳元巨款买下一栋位于Toorak略显破败的大房子。 Morrell说，这比维多利亚州以前的住宅房地产记录高出约1400万澳元。而且他认为，这已经与这块地方实际的价值没什么关系了。购房人愿意付出的更高的价钱也会对其他买家产生影响：“去年的这个时候，每平方米只需6500到7000澳元，而现在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近1万澳元，这12个月的差额与中国投资直接相关“。
澳大利亚法律允许外国人购买新建住房或空置土地，但对二手房购买有限制。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Toorak的豪华住宅？” Morrell问。根据澳大利亚产业退休基金附属机构行业退休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住房负担能力报告显示，一些外国投资者正在通过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年轻家庭成员购买房产的行为来规避法律的限制。由于学生有临时签证，只要他们在现有住宅居住，并在出境后三个月内出售，就有权购买一处新的房产和一个二手房，
Kevin Kwan表示：“这些年轻人独自生活在宽敞，昂贵的大房子或公寓里，这种情况遍布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Kwan《疯狂的亚洲富豪》已经被制作成电影，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映。
《新中国人》的作者Barry Li说，他从在悉尼澳新银行工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一个15岁的中国男孩来到他的分行，说他想从账户中转出340万澳元。李先生的朋友便询问他转账的目的：“这个孩子说，’我要买房子，这是押金。’“
房地产开发商许家印以554亿澳元身价位列去年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2015年，由于其购买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他被要求出手其在悉尼Point Piper一处价值3900万澳元的房子。但是这样的强制销售是非常少见的，Morrell认为中国买家似乎并没有被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严重困扰：“他们的对策总是比我们制定政策快得多。”
中国政府最近加强了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现北京某商务咨询公司总裁Geoff Raby说：“毫无疑问，从中国将资金转移至境外难度更大了。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多钱实际上已经离岸了，其中许多人合法地在香港有业务，可以把钱从香港转移到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房地产编辑Lucy Macken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汇流出管制的收紧以及近期澳大利亚对外国买家税务征收的上调都弱了中国人对悉尼高价房产的热情。而这并不是市场受到影响的唯一部分。金融服务公司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去年的研究发现，约90％的中国人购买了新南威尔士州四分之一的新房，在维多利亚州这个比例约为五分之一。但最近的报告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房地产购买需求目前全线走低。
在墨尔本市中心的中国博物馆展出的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国男子站在一群狂欢者面前。尽管他打扮风度翩翩，但这个画面却还是令人感到沉痛。这幅图片展现了在20世纪20年代，华人还是这个国家制度化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从1901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白澳政策”的法律，切实地阻止了中国向澳洲移民。澳大利亚华人人数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淘金热的40,000急剧下降到1940年的9,000。
Raby认为，在近期针对华人富商通过“外国代理人”影响当地政治指责中，可以感受到“仇外”的意味。“整个事情都被夸大了，”Raby说，他认为赠送礼物和与政客的社交活动在中国是商人的正常行为。“它被视为一种保护形式，同时也是颜面和地位的主要来源。他们希望和位高权重的政客合影，然后将它裱进相框放在办公室桌子或架子上。
Raby补充道，许多澳大利亚人似乎认为企业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实际情况要高。他说：“中国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最高的威望、权力和影响力仍然为官僚的政治精英所有，而非富商。”
John Osburg在成都为《焦虑的财富》做研究时，他所认识的大多数商人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Osburg说：“但是他们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对于他们而言，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吸引力一部分来源于他们认为在那里才华和能力可以得到公平的回报，‘关系‘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对于这些社会有一种理想化的认知。“
移民梦想也可能遭到幻灭。在Osburg的书中，他引用了一位商人从加拿大回国时的总结：加拿大“山川秀美，水源洁净，但无聊的如同地狱。”中国“污染着实严重，环境的确混乱，可是真的很有趣。”
我通过翻译人员采访到了一名中国富商，他表示移民到澳洲并不后悔。一位七年前从中国西南部省份四川迁居至阿德莱德的女士说：“澳大利亚的生活更加简单和轻松，没有太大的压力。”虽然她也会思念她的家乡，并且经常回国，但她喜欢澳大利亚的“空气，美丽的阳光和传统的食物”。
一位生产医疗器械和美容产品的商人在悉尼北岸有房产，但大部分时间仍在中国。他表示很欣赏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和社会的有序性。他说：“在悉尼做什么事情都排队是很正常的。而在中国，插队加塞或通过找认识的熟人来尽快完成自己的目的则是常态。而另一方面，与中国相比，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似乎相当薄弱：“提供服务的时间大都非常长，令我们惊讶的是，接入互联网需要两到四周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光缆或NBN。”他也承认，他和他的妻子都觉得上海比悉尼更有生气。“有时候这里似乎有点寂寞无趣。”
现年60岁的女企业家Sheng Li，和46岁的Shumei Jin都住在悉尼，但会定期到中国她们的企业视察。 （Jin经营着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厂，雇佣着大约5000名员工。Li跟我透露Jin是在谦虚，实际的员工数量至少有一万人。）她们一起在新南威尔士州中部海岸进行土地开发，准备建造一个高层酒店，养老院和游艇俱乐部。
这两名女性都是澳大利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由悉尼移民代理人Richard Yuan创立。只有拥有1000万澳元以上资产的人才可以加入。袁注意到，随着中国移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时间增长，越来越不关心地位的象征。他说：“我们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或宾利，但是没有人会嘲笑我只开一辆梅赛德斯奔驰。一辆普通的梅赛德斯奔驰，一辆C级车，都没有关系。”
Doris Li小时候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富有。在Chadstone喝咖啡的一个下午，这位35岁的中国咨询总监告诉我，当她和父母一起去商场购物时候，销售人员可以非常粗鲁地对待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你买不起他的东西，他们会告诉你：‘不要碰那个，那很贵。’”
在Li20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可以花费1000澳元买一个古驰手提包。她说：“我很高兴我终于能买奢侈品。奢侈品牌成为人们展示自己成功的一种方式。”
Kevin Kwan则认为人们通过对品牌来装扮自己的刻板印象已经过时了：“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年中，情况已经变得先进复杂的多，我在巴黎看到的打扮的最漂亮时尚的中国大陆女性现在也不只是头到脚的香奈儿了。”
澳大利亚Vogue的Edwina McCann发现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女性也是如此：“大品牌的顾客很多都是非常成熟的消费者，品味很高。”
Kwan怀疑如果一些富有的中国人看起来超物质化的话，那他们是对他们以前在国内遭受的极度贫困和掠夺的反应。他说：“这几乎是光耀祖先的一种方式，”他解释道：“我花钱是因为我的母亲永远无法这样做。我在为我的祖父花钱。我会享受这餐美食，购买这辆宾利，都是为了我祖祖辈辈的荣耀。”并且，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太贵，或者不要碰。
Jane Cadzow来自SMH
翻译：Y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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