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以下是东方财富网为您整理的会议要点及专家解读。(想更省事就只看加粗部分好了)
中国将努力化解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
点评:2015年全国商品房的成交量有望接近或超过2013年的最高水平,但从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来看,截至11月超过6.9亿平米,2011年以来的5年中几乎每年新增加1亿平米左右,这还没有包括全国大批在建项目、以及已经卖出土地但还未动工的项目;一些城市前几年开发量过大,使得去库存艰难。(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朱中一)
全国楼市去库存需要6-7年时间。(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伟)
将帮助农村居民在城市买房
点评:如果真的希望未来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成为买房的主力人群,就必须在户籍制度、在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上着力改进,农民工只有在一个城市里有就业,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够跟上,买房对他才有意义。(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
中国将逐步扩大财政赤字比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有力
点评: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弥补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国庆长假一年中国流动旅行人口7亿4千万,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车、飞机、吃、玩。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没减弱,我们应该进一步再深挖减税的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点评:积极的财政将真正积极起来,今年财政收入持续被动下滑,明年压力将更大,财政赤字率扩大已成定局,预计至少会扩大到2.5%;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可能会更加稳健,以对冲为主。(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应为结构性改革提供合适的条件
点评:随着通胀回升、存款基准利率降至1.5%的新低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完成,降息的空间将明显收窄,降息次数将明显减少。而在美联储加息、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外汇占款继续大幅下滑的背景下,降准的次数不会少于今年。短期看,汇率贬值压力释放,11月外汇占款创下3158亿的历史第二大降幅,降准的窗口再度打开。(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点评:与财政政策形成对比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5年最终变得相当宽松。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迄今已5次下调基准利率共125个基点,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250个基点。在某种程度上,紧缩的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应对带来更大压力。我们预计货币政策在2016年依然保持宽松,将会出现1次25个基点的降息与4次50个基点的降准。除了GDP增速进一步放缓,CPI通胀可能依然保持温和状态:我们预测2016年整体CPI仅将小幅同比上涨1.9%(2015年预计同比上涨1.4%)。值得注意的是,PPI通缩还将持续,2016年仅小幅收窄至同比-3.3%,而2015年同比为-5.2%。(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2016年经济政策重心仍聚焦于供给侧改革,将采取一系列举措降低企业负担
点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有三点。
一是去库存。房地产重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没提)已成定局,表述也没有悬念,一定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之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过去的住房保障主要靠扩大供给,以后可能更多的靠扩大需求,通过货币化补贴、建立国家住房银行等方式降低老百姓的住房融资成本。
二是去产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史上可能第一次明确提出“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这意味着在连续几年扩张需求不奏效的情况下,中央已经把去产能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但考虑到就业压力,未来仍是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
三是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大改革。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说的,但这次特别强调了社保值得关注,这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城市工作的一部分。(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中国2016年主要任务之一是去产能、去杠杆
点评:有人担心去产能将导致大规模解雇工人,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自2011年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意味着部分领域的劳动力供应不足。政府可以在技能培训与再就业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可以缓解产能过剩调整带来的就业影响。(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点评:未来几年金融风险还将继续演化。一方面,政府将维持低利率环境,确保银行系统稳定的流动性,鼓励将直接融资(股权与债券融资)作为成本更低的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融资渠道,并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尽管整体状况仍在控制之中,但信贷增速将继续超过名义GDP增速,债务/GDP比率将继续升高,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也将上升。
由此带来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这样一种策略是否会在长期内导致金融体系僵尸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类似,中国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尽管外债自全球金融危机后急剧上升,但基数较小,目前仅占GDP的10%-15%),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支撑高投资与高负债,且货币政策仍有充裕的空间,能够防止短期内爆发财务困境。
但是,结构性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去产能过程进展过于缓慢,劳动产生率下滑的局面将无法得以逆转;上述策略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发生,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实际上,常年向僵尸公司提供贷款只会挤压用于其他公司的融资(尤其是新兴领域),迫使政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长期内导致更大问题发生。日本式的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应重点防范的风险。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