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归隐山林记。

2020年03月20日 ertland澳洲打工度假






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命名这篇日记,也不知道在墨尔本山上,三个月的生活,如何浓缩在几段文字里。每次决心开始写新的日记,都仿佛找不到毛线头般茫然。


2月8日,从墨尔本到阳光海岸,熙来人往的机场,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安检的印度小哥自以为幽默地问我是不是来自中国武汉。


国内严峻的情形,仿佛丝毫没有影响澳洲的生活,除了打乱我年后回家的计划。


在我决定移动到墨尔本之前,Aili也已经做好了从墨尔本离开的打算。我特意定了早几天的航班,为了碰一个面。


我们几乎把市区徒步走了个遍,然后吃了一碗陕西刀削面。第二天,Aili坐上飞爱丽丝泉的飞机,把墨尔本公交卡留给了我。



我们在离开达尔文后,去了各自计划中的下一站,不时在微信交换一下新生活的感想。


打工度假的日子里,我更能充分感受到,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有着偏执般的自主,也拥有各自偏好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彼此相交,却又不被互相牵绊,是一种特别奇妙又通畅的体验。


我喜欢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职业换一种生活的新奇和自由,喜欢在澳洲说走就走的洒脱。



我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就收到了提早上班的消息。经过在阿德收入持续低靡的状态后,我不假思索马不停蹄地坐上了火车,冲向郊区的山上餐厅。


来车站接我的是餐厅老板,一个年轻的温州人。他把我送到了员工宿舍,那是一座老旧的小房子,盖在厚厚的森林里,走路离餐厅只两分钟。


房子门前矮矮的小草坡上圈养着两只羊驼和一只小矮马。门后圈了一块草地,散养了好几只鸡,后来被山里的狐狸一天一只的叼完了,餐厅里的大叔便又在那块地上开垦出一片菜园。



十一月份的墨尔本山上,还是冷得刺骨。太阳光能透过厚厚云层晒下来,实属难得奢侈的天气了。我每天早早起床,迫不及待离开冷冰冰的睡袋,搬两把椅子到院子里,一把放屁股,一把放脚,享受寒冬里令人敬仰的太阳光。


山上的归隐生活,让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用这省出来的一小时,做晚上懒得做的事情,例如看书,写日记,学英文…再喝一杯冒着热气的美式,充实得像拥有全世界。我爱乡村老年式的生活作息,我爱咖啡因!



当太阳快挪到头顶正中央,我收好东西,换好衣服,踩着点走到餐厅,开始了餐厅小妹的一天。


餐厅的服务员来自不同国家,留学生或移民。我们每天围在一起吃饭,常常用腔调不一的英文聊餐厅的八卦以及老板的坏话,日益牵起了跨越国籍和文化的友谊。


我最喜欢其中一个叫Richelle的菲律宾女生,她扎着高马尾,有一双很大的眼睛,闲下来的时候就会一直喊我的名字,跟我说“you know what,@#$@#$@#$@#$”。


餐厅经理是香港人,常常跟我们开玩笑,也常常帮我们收拾手尾。从我刚上班的第一天,他问我想要一周工作多少小时,我说越多越好,他说他会尽量安排;到两个月后我不想上班,总是临时兴起想要早退去玩,他也都准假后,我就认定他是个好人。



餐厅开在深山野林,竟也天天门庭若市,一半本地顾客,一半中国游客,每个周末还有大大小小的包场婚礼。所有的员工几乎每天从早到晚的连轴转,连去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估计是我在澳洲赚钱最多的一段时间。


在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里,我们渐渐摸索出自娱的本领。经过吧台时偷喝一口咖啡;传送菜的间隙说一两句笑话;在经过某人背后时偷打他的屁股……


经理也总是用他蹩脚的笑话逗大家开心,比如Richelle问他要怎么帮客人分龙虾面,他一脸严肃的答use your fingers;或是指着一群打闹的小孩对我们说,kill the kids。


于是,每天长达十一个小时的工作也不算特别难熬。


随着员工的新陈代谢,经理问我要不要进吧台工作。我忙不及地点头答应,心想离咖啡师又近了一步。


就这样,我接替了Michael的工作,跟Fran一起留在吧台。Michael回到了外场,成为唯一可以搬搬抬抬的男生。



Fran是餐厅资历最长的supervisor,马来西亚华人。她耐心地教我吧台繁琐的工作,包括饮料的配方、打咖啡的手法,还有仓库所有货物的存放位置,然后默默威胁,如果三两月后就辞职,她绝对饶不了我。而我在心里默默心虚。


我没有想到,吧台的工作比餐厅小妹更加累人。我和Fran互相在切水果、榨果汁、调饮料、倒酒、泡茶、打咖啡、打饭、打汤、传菜、划单、补各种货存,结账、洗杯子、擦杯子中来回穿梭,无限循环……


我在转晕了头的同时,不停地对Richelle哭诉,I really wanna go out to be a wairtress.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bartender,这明明就是all rounder。



晚上的客人不太多,Fran下午六点就会下班。我一个人留在吧台,经理和Michael负责外场。临近关店的时候,他们会轮流进吧台帮我洗堆成山的杯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的擦干。


每到晚上我们都是筋疲力尽的状态,没心情说话。于是经理开始耍宝,gay里gay起的对着Michael叫亲爱的,引得96年小男生直翻白眼,对我说,你小心经理,经理是整个餐厅最变态的人。


Michael是餐厅老板的表弟,有着不符合年纪的懂事。每天都是我们俩负责收档关门,再打着手机电筒,披星戴月的回宿舍抢厕所洗澡。日以夜继的工作倒是让我们形成了些许“革命般”的友谊。


我总是直言不讳在他面前表达“华人老板最过分”的意见,他也总是在我面前没大没小地叫天,“天啊,你比我姐还要老”。帮我洗杯子或是带我去趟超市就会邀功一般念叨“看我对你多好!”某次我偷偷在老板训话后翻了一个白眼,Michael直接大叫,Lexi刚刚翻了好大的白眼。气得我想揍他。


每个周末Fran都会留下来上晚班,Richelle也会留在员工宿舍过夜。昏天暗地的忙完后,我们再把客人剩下的大鱼大肉(公筷食物)和红酒拿回宿舍,开始宵夜派对。Richelle给我看来餐厅上班前,她瘦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再一起决心明晚不吃宵夜。第二天再下一次决心。



十二月份是餐厅最忙的时候,连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开始“被迫”停止,没有了上山看日落,下山兜风的闲暇。我渐渐开始怀疑起这段生活的意义。


当时朋友正好需要一笔钱周转,我打算休息日去银行。经理说餐厅太忙需要我上班,但他可以帮我转账。我没多想,就把身上所有的现金给了他。等了一个月,朋友还没收到钱,经理对我说,我提供的国际转换码似乎是错的,他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可能要再等一阵子。我很不好意思麻烦了他,也没再多想。


一月份,山上的淡季慢慢到了,再加上国内病毒的爆发,餐厅一天天的清闲下来。经理跟我商量,下周可能只能安排我两三天的班。我脑子一热,冲动地说,我不如辞职吧。经理答应了。


当天下班,我就收拾好行李,跟着Fran和Colette下了山,暂时住进了她们家。



聊天时顺便对她们提起,经理帮我汇钱但还没到账的事。她们紧张兮兮地告诉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了。


我瞪大了眼睛,表示不相信,三个月的认识难道不足以对一个人下定论吗,这根本颠覆了我的认知。她们反问我,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被离开”。


断断续续三个月,经理终于还是把钱还给了我,也把我的耐心消耗干净。我想起在临走当天,餐厅老板对我说,“这个社会上,不要轻易把钱给任何人。”让我当是学一个教训。


我在Fran和Colette的家里宅了两个星期。想着病毒猖狂,地铁火车公交都不安全。而且在这份累人的工作后,我只想赖在家里休息。


Fran和Colette每天下班回家,都给我带回煮好的饭菜;她们俩的休息日, 轮流开车带我出门玩。Fran会带我去各式各样的咖啡店吃Brunch,Colette则会带我凌晨两点出发去徒步,还有爬山看日落。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和Fran一起看我们都喜欢的running man,听Colette讲她去世界各国旅游的趣事。



我总是开玩笑说她们就像我妈一样照顾我。直到我离开了墨尔本,也收到她们关心的短信,“需要帮忙,别忘了我们”。


本以为被骗的经历会是墨尔本最深刻的回忆,也以为我会用大篇幅来控诉倒霉的心情。随着离开,时间好像冲淡了一切事后感官。


有人告诉我,不要轻信任何人;也有人告诉我,善意会换来回应。王小波说,人生在世,应当努力,应当善良。

所以我唱一首歌来结束这篇周记好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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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作者」

田太阳



每天都有神奇的事情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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