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归隐山林记。,ertland澳洲打工度假微信公众号文章

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命名这篇日记，也不知道在墨尔本山上，三个月的生活，如何浓缩在几段文字里。每次决心开始写新的日记，都仿佛找不到毛线头般茫然。

2月8日，从墨尔本到阳光海岸，熙来人往的机场，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安检的印度小哥自以为幽默地问我是不是来自中国武汉。

国内严峻的情形，仿佛丝毫没有影响澳洲的生活，除了打乱我年后回家的计划。

在我决定移动到墨尔本之前，Aili也已经做好了从墨尔本离开的打算。我特意定了早几天的航班，为了碰一个面。

我们几乎把市区徒步走了个遍，然后吃了一碗陕西刀削面。第二天，Aili坐上飞爱丽丝泉的飞机，把墨尔本公交卡留给了我。

我们在离开达尔文后，去了各自计划中的下一站，不时在微信交换一下新生活的感想。

打工度假的日子里，我更能充分感受到，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有着偏执般的自主，也拥有各自偏好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彼此相交，却又不被互相牵绊，是一种特别奇妙又通畅的体验。

我喜欢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职业换一种生活的新奇和自由，喜欢在澳洲说走就走的洒脱。

我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就收到了提早上班的消息。经过在阿德收入持续低靡的状态后，我不假思索马不停蹄地坐上了火车，冲向郊区的山上餐厅。

来车站接我的是餐厅老板，一个年轻的温州人。他把我送到了员工宿舍，那是一座老旧的小房子，盖在厚厚的森林里，走路离餐厅只两分钟。

房子门前矮矮的小草坡上圈养着两只羊驼和一只小矮马。门后圈了一块草地，散养了好几只鸡，后来被山里的狐狸一天一只的叼完了，餐厅里的大叔便又在那块地上开垦出一片菜园。

十一月份的墨尔本山上，还是冷得刺骨。太阳光能透过厚厚云层晒下来，实属难得奢侈的天气了。我每天早早起床，迫不及待离开冷冰冰的睡袋，搬两把椅子到院子里，一把放屁股，一把放脚，享受寒冬里令人敬仰的太阳光。

山上的归隐生活，让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用这省出来的一小时，做晚上懒得做的事情，例如看书，写日记，学英文…再喝一杯冒着热气的美式，充实得像拥有全世界。我爱乡村老年式的生活作息，我爱咖啡因！

当太阳快挪到头顶正中央，我收好东西，换好衣服，踩着点走到餐厅，开始了餐厅小妹的一天。

餐厅的服务员来自不同国家，留学生或移民。我们每天围在一起吃饭，常常用腔调不一的英文聊餐厅的八卦以及老板的坏话，日益牵起了跨越国籍和文化的友谊。

我最喜欢其中一个叫Richelle的菲律宾女生，她扎着高马尾，有一双很大的眼睛，闲下来的时候就会一直喊我的名字，跟我说“you know what,@#$@#$@#$@#$”。

餐厅经理是香港人，常常跟我们开玩笑，也常常帮我们收拾手尾。从我刚上班的第一天，他问我想要一周工作多少小时，我说越多越好，他说他会尽量安排；到两个月后我不想上班，总是临时兴起想要早退去玩，他也都准假后，我就认定他是个好人。

餐厅开在深山野林，竟也天天门庭若市，一半本地顾客，一半中国游客，每个周末还有大大小小的包场婚礼。所有的员工几乎每天从早到晚的连轴转，连去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估计是我在澳洲赚钱最多的一段时间。

在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里，我们渐渐摸索出自娱的本领。经过吧台时偷喝一口咖啡；传送菜的间隙说一两句笑话；在经过某人背后时偷打他的屁股……

经理也总是用他蹩脚的笑话逗大家开心，比如Richelle问他要怎么帮客人分龙虾面，他一脸严肃的答use your fingers；或是指着一群打闹的小孩对我们说，kill the kids。

于是，每天长达十一个小时的工作也不算特别难熬。

随着员工的新陈代谢，经理问我要不要进吧台工作。我忙不及地点头答应，心想离咖啡师又近了一步。

就这样，我接替了Michael的工作，跟Fran一起留在吧台。Michael回到了外场，成为唯一可以搬搬抬抬的男生。

Fran是餐厅资历最长的supervisor，马来西亚华人。她耐心地教我吧台繁琐的工作，包括饮料的配方、打咖啡的手法，还有仓库所有货物的存放位置，然后默默威胁，如果三两月后就辞职，她绝对饶不了我。而我在心里默默心虚。

我没有想到，吧台的工作比餐厅小妹更加累人。我和Fran互相在切水果、榨果汁、调饮料、倒酒、泡茶、打咖啡、打饭、打汤、传菜、划单、补各种货存，结账、洗杯子、擦杯子中来回穿梭，无限循环……

我在转晕了头的同时，不停地对Richelle哭诉，I really wanna go out to be a wairtress.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bartender，这明明就是all rounder。

晚上的客人不太多，Fran下午六点就会下班。我一个人留在吧台，经理和Michael负责外场。临近关店的时候，他们会轮流进吧台帮我洗堆成山的杯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的擦干。

每到晚上我们都是筋疲力尽的状态，没心情说话。于是经理开始耍宝，gay里gay起的对着Michael叫亲爱的，引得96年小男生直翻白眼，对我说，你小心经理，经理是整个餐厅最变态的人。

Michael是餐厅老板的表弟，有着不符合年纪的懂事。每天都是我们俩负责收档关门，再打着手机电筒，披星戴月的回宿舍抢厕所洗澡。日以夜继的工作倒是让我们形成了些许“革命般”的友谊。

我总是直言不讳在他面前表达“华人老板最过分”的意见，他也总是在我面前没大没小地叫天，“天啊，你比我姐还要老”。帮我洗杯子或是带我去趟超市就会邀功一般念叨“看我对你多好！”某次我偷偷在老板训话后翻了一个白眼，Michael直接大叫，Lexi刚刚翻了好大的白眼。气得我想揍他。

每个周末Fran都会留下来上晚班，Richelle也会留在员工宿舍过夜。昏天暗地的忙完后，我们再把客人剩下的大鱼大肉（公筷食物）和红酒拿回宿舍，开始宵夜派对。Richelle给我看来餐厅上班前，她瘦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再一起决心明晚不吃宵夜。第二天再下一次决心。

十二月份是餐厅最忙的时候，连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开始“被迫”停止，没有了上山看日落，下山兜风的闲暇。我渐渐开始怀疑起这段生活的意义。

当时朋友正好需要一笔钱周转，我打算休息日去银行。经理说餐厅太忙需要我上班，但他可以帮我转账。我没多想，就把身上所有的现金给了他。等了一个月，朋友还没收到钱，经理对我说，我提供的国际转换码似乎是错的，他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可能要再等一阵子。我很不好意思麻烦了他，也没再多想。

一月份，山上的淡季慢慢到了，再加上国内病毒的爆发，餐厅一天天的清闲下来。经理跟我商量，下周可能只能安排我两三天的班。我脑子一热，冲动地说，我不如辞职吧。经理答应了。

当天下班，我就收拾好行李，跟着Fran和Colette下了山，暂时住进了她们家。

聊天时顺便对她们提起，经理帮我汇钱但还没到账的事。她们紧张兮兮地告诉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了。

我瞪大了眼睛，表示不相信，三个月的认识难道不足以对一个人下定论吗，这根本颠覆了我的认知。她们反问我，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被离开”。

断断续续三个月，经理终于还是把钱还给了我，也把我的耐心消耗干净。我想起在临走当天，餐厅老板对我说，“这个社会上，不要轻易把钱给任何人。”让我当是学一个教训。

我在Fran和Colette的家里宅了两个星期。想着病毒猖狂，地铁火车公交都不安全。而且在这份累人的工作后，我只想赖在家里休息。

Fran和Colette每天下班回家，都给我带回煮好的饭菜；她们俩的休息日，轮流开车带我出门玩。Fran会带我去各式各样的咖啡店吃Brunch，Colette则会带我凌晨两点出发去徒步，还有爬山看日落。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和Fran一起看我们都喜欢的running man，听Colette讲她去世界各国旅游的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