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是，我们对这位妇女或她死亡时的境遇了解甚少。

不过我想，我们清楚知道的是，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在21世纪的澳洲？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没有看到她的遭遇和我们的房市失败之间的联系？

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听到太多关于房市的言论：房市存在泡沫吗？投资者是不是正把首置业者挤出去？我们的税收和政策如何使价格膨胀？

霍奇迟钝地说道，为了买下你想要的房子，你应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和其他人正错过负担性难题的关键一部分。

没错，登上房产阶梯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也要问问，上涨的住房成本会对社会的底层有什么影响。也就是那些挣扎于寻找住所，甚至不敢想象存首付的人。

我想，我们可以从关于这名妇女死亡的报导中得到一个答案。

近日，澳洲政府理事会将举行会议，政治领袖将进行讨论，包括我们的总理、州长和财政部长们。他们有机会一次了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奉劝艾伯特能展现他的领导力，把这件事摆在优先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能再推卸责任了。

飞涨的房价一路以来产生了影响。以前已经买了房子的人现在扎营在租赁市场，哄抬租金，赶走低收入的人。

在澳洲的任何一个晚上，都有大约10.5万名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小孩，有无法安全待在家里的青少年，或者在一场诸如失业的危机过后因迟交房租而被驱逐的一家人。

在整个澳洲，有超过22万人被列在社会性住房等候名单上。在一些地区，等候时间不是按周或月计算的，而是按年和十年计算的。对他们来说，爬上房产阶梯是一个遥远的梦。他们主要的担忧是他们的头顶上能不能有一个安全和稳固的屋檐。

找到一处租得起的住处正成为一种折磨，有59%的低收入者把超过三成的收入用在租房上。这导致我们所谓的“租房压力”产生。

当然，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为何我们呼吁政府召开由霍奇主持的全国住房峰会的原因，从而全面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并制定一份清晰的计划。

住房政策需要全国领导力。来自所有层级政府、社区和房地产行业的代表都应该参加这样的峰会。

联邦拥有必要税收杠杆来影响房市。它还为社会性房屋和无家可归者的福利服务提供了大笔援款，在私人市场中提供租金援助以帮助人们。通过对税制、联邦和福利体制的审查，它还有办法提供一个强大的政策框架。

我们应该停止房产与其他每一项资产类别是一样的的假设，因为你无法生活在一个股票投资组合里。房地产有一个超越财务收益的用途。我们需要在房地产方面进行投资，但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投机收益。

各州也需要重新设计规划法规，从而鼓励和加快推进可负担性住房建造的审批程序。它们还可以做出更多努力，给租房者带来安全感。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忽视大部分实际问题的政治“乒乓赛”。

政府或许不想要解决负扣税或资本利得税引发的市场扭曲问题（即使银行家、官员直至RBA都对此感到担忧）。但是，如果它完全不采取行动，那么后果它是担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