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是澳大利亚政客无能，火灾预测能力落后，消防水平捉急，国民贪生怕死……总之就是澳大利亚是应对灾难能力不行，若是发生在中国，分分钟就解决了。

然而，这个说法首先被我国的消防专家否认了。

一篇来自以消防为拳头专业的中国人民警察大学（2018 年前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该文认为相较我国的森林消防现状来说，澳大利亚有显著优势，其应对森林火灾的设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且在森林防火和灭火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是值得我国大力学习的先进对象。

该文进一步指出，和澳大利亚相比，我国灭火机具、基础设施落后，扑救森林火灾主要还是依靠人力，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各部门缺乏相应权限，很难协调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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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来自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该单位挂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的牌子。

在组团赴澳大利亚考察后，该单位认为澳大利亚的森林消防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作中坚、 强大的资金投入作后盾、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制度化的培训教育作前提、 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 专业化的设备生产作支持[2]。 

第三篇来自《中国消防》杂志，此为我国应急管理部主管（2018 年前为公安部主管），中国消防协会主办的消防专业期刊。

该杂志认为澳大利亚人十分注重森林消防工作，发生较大林火时，会全力以赴扑救火灾，尤其是对公民的培训十分到位，公民满12岁必须接受消防教育，16 岁必须接受防火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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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具有严谨的林火监测系统，扫描探测灾情的技术非常先进[3]。而在此之前，该杂志还另有文章认为，澳大利亚森林消防预防措施得力，消防资金雄厚，防火措施十分完善[4]。  

这些一辈子都在做森林消防、一辈子都在关注世界森林消防动态的学界、业界、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士观点，比一般群众的观点都可靠的多。

那为什么被业内人士如此赞誉的澳大利亚森林消防

却至今都没能遏制住这场林火呢？   

除去政府当局对气候变化不够重视的原因外，

仔细分析一下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条件

更有助于大家发现真相。   

拍摄于去年 11 月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在布里斯班和悉尼之间有大片的山火地带（wikipedia.org）   

尽管国土面积和中国相差并不悬殊，森林覆盖率和中国也旗鼓相当，但澳大利亚的森林形态却和中国迥然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由孕育出各地不同的植被特色：

在中国东北和西南亚山地，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占据主流，南方山地地区，常绿阔叶林和松杉林更为常见，华北山林上，落叶阔叶林和侧柏林构成了基本的底色，而在海南，台湾和云南南部，还有热带季雨林分布，要是从树种上区分，中国的森林植被恐怕就更为多元。   

但在澳大利亚的森林里，桉树是唯一的主角。这片大陆是桉的演化中心，今天被命名分类的七百多种桉树中，只有剥桉( E.deglupta) 、尾叶桉( E.urophylla) 不在澳大利亚分布[5]。

而在澳大利亚 4000 万公顷「真正的」森林面积中，桉树独占了其中的七成。如果从树种来看，桉树和槭树更是占到 97%！和考拉，袋鼠或鸸鹋相比，桉树更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生物的代表。    

知识点：2000 年之前，澳大利亚对森林的定义就是高度超过 20 米，郁闭度超过 0.3，这一概念类似于我国的「森林」。然而此后，该国修改了森林的定义，高度超过2米，郁闭度超过 0.2 即可称为森林，这一概念类似于我国的「林地」。  

当一类树木占据了林地如此高的比例时，这类树的属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片林地的属性，而桉树最核心的属性就是——易燃。    

ins风的尤加利就是桉树，除了是网红，它更容易「火红」   

小学生都知道，燃烧三要素是助燃物，可燃物和着火源。

在自然开放环境下，助燃物也就是空气中的氧是不可能被阻断的，雷击等自然现象也足够成为一场山火的罪魁祸首，那么决定这场火是否能烧起来的，能燃烧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取决于林地中是否有足够的可燃物了。   

在提供可燃物这件事上，很少有什么植物做的比桉树更「出色」了。在 2017 年，葡萄牙人就把近年来林火频发的矛头指向了在该国广泛种植的桉树。

该研究指出，桉树富含的挥发性油脂使其更容易助长林火，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也早就盯上了这种树，他们发现，同等面积、同样长时间里，桉树林积攒的可燃物总量几乎可以达到橡树林的 3 倍。   

除了桉树自身的易燃特点之外，澳大利亚夏季持续的热浪，干旱和狂风，更是让桉树林成了一个实足的燃料桶。

每年春末到秋初，澳大利亚就会迎来一个长达 3-5 个月的火灾危险期，而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极端天气，更是让这个危险期不断拉长、加剧。    

发生在葡萄牙的桉树林大火，在气候干燥的澳大利亚夏季，桉树林起火的风险更高（wikimedia.org）   

当林火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已经具备时，一场意外的闪电，或一次宿营的火星，反倒是导致一场火灾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环节了。   

如此看来，澳大利亚的桉树简直太悲剧了，自己本身就很易燃，又恰好生在一个很容易导致森林火灾的环境中。然而，造物主似乎有意这么安排，因为——火这种东西，是桉树最不怕，甚至最迫切希望出现的。   

草木可以燃烧，火焰能杀死植物的活性细胞，这是人们认为植物容易在山火中受到伤害的逻辑基础。但面对火焰，植物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早在人类活动频繁之前，火早就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许多植物也逐渐具备了对火的防范能力——一些植物用厚重的树皮阻挡高温对细胞的伤害，还有的树木将树冠高高挑起，避免火苗攀爬到更高的高度，这都是植物减少自身受到火焰伤害，或阻挡火势持续扩大的策略。   

但桉树却似乎完美的避开了这些「防火天赋点」，反而把「引火上身」天赋给点满了。

它们释放的挥发性气体成了火焰快速向树冠和周边蔓延的高速公路，一旦桉树林起火，就很容易极其快速的扩散，甚至许多常见的森林防火方式都不管用

例如，隔离带。隔离带在桉树林着火时，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并不大。余烬的飞灰飘落到隔离带对面的桉树林里，都很有可能在挥发性油脂的帮助下再次起燃。   

助长火势，其实正是对桉树最有利的局面。

和其他树一样，桉树也有阻挡烈焰的树皮，但在桉树的树皮下面，还有一些休眠中的芽，而唤醒这些芽的条件，就是外界的高温灼烧。

当森林大火席卷一切后，快速萌发的休眠芽让桉树可以第一时间占据「灾后重建」的有利地位、最充分的利用灼烧后的草木灰营养、最早抢占林地里宝贵的阳光，还有一些桉树的种子必须要在大火后才会被释放，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

也就是说，桉树的易燃其实是一种演化上的策略，虽然自己也难免在火灾中受损，但自损八百换来的是确实彻底消除森林中的竞争对手。

一些研究表明，每当发生一次森林火灾，澳大利亚森林中的桉树占比就变得更强势一些，还有考古证据认为，在澳大利亚土著登陆这片大陆之后曾不断地人为放火驱赶林中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桉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2009 年黑色星期六大火扑灭后，快速萌发的桉树休眠芽（wikipedia.org）   

澳大利亚原生植物中和桉树这样的对火产生了适应、甚至会用火灾为自己谋利的并不少见，这里独有的草树属植物把花絮高高抬起躲避烈焰吞噬，而又利用高温促使自己开花结果。

一些动物也学会了在火灾中牟利，黑鸢（Milvus migrans）、啸鸢（Haliastur sphenurus）和褐隼（Falco berigora）甚至会抓起正在燃烧的枝条，引燃附近还没有起火的草甸上来烧死或驱赶猎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消防员迪克.尤森在扑灭矿山火灾时就亲眼目睹了一只啸栗鸢不断蓄意放火的全过程——而且还是连续 7 次[6]。    

在林火现场附近飞翔的黑鸢（图片来源：迪克·尤森）   

在这次澳洲大火中被列入受害清单头名的考拉，在澳大利亚火灾生态中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角色。

考拉不能像一些行动迅捷的动物那样逃离火场，一片桉树林火灾必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考拉种群带来很大影响，但考拉选择桉树林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

桉树油有毒，这使得大多数和考拉有潜在竞争关系的生物对桉树避之不及。

考拉相当于独占了桉树林的生态位，而在火灾中愈发兴盛的桉树林在快速恢复后对考拉的承载能力也在增大，附近林地中的考拉扩散到重生的桉树林中，也会发展出更壮大的种群规模。

化石证据显示，早期考拉生活在雨林中，但中新世时期的澳大利亚逐渐变干，桉树林逐渐取代雨林，一支适应桉树林环境的考拉也随之兴盛，并最终在距今 10 万年前达到顶峰。

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到来给许多大型本土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考拉种群在经历快速下滑后，还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稳定下来。

这很可能和土著人不断放火烧林导致桉树林面积越来越大、考拉虽然需要面临土著的猎捕，却也又因为桉树林的扩大而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有关系。    

也就是说，虽然澳大利亚联邦犯罪调查局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中的 6 成与人为活动有关[7]，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人类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火灾就已经是这片大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8]。

对于森林火灾，桉树已经适应，包括考拉在内的许多生物也已经适应，但现代人类的城市和村庄却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火灾。

人类活动是复杂的，森林火灾也是复杂的，两种复杂活动相碰撞，就会让事态呈现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城市规划上面。

澳大利亚的许多人类活动发生在森林的边缘，一些城市和森林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缓冲空间。这当然蕴含着风险，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

这是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更容易影响城市的原因，也是迫使澳大利亚人做出改变的动力。

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思路发生了转变，认为减少自然灾害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防灾减灾之外，还要提升城市的灾难适应性，这就是「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9]。    

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烦恼。

自周朝开始，农业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主基调，但农业种植需要平整开阔的田地，这显然是被植被覆盖的原始林地无法提供的。

森林，尤其是文明核心区的森林，成了发展的障碍。

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

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关于舜命人引火烧林发展农业的记载，甚至一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都愿意以「我诸戎除翦，驱其狐狸豺狼」作为自己已经文明开化的证据。

远离国家核心的岭南，曾经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但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 200 年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 9 成。

人口密集区、城镇附近的森林被消灭，中国的城市很少直接和成片的森林直接相连，这也让中国人极少需要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直面森林大火的威胁，更不需要面对桉树林这样的 hard 模式的挑战。

但即便如此，1987年大兴安岭的火灾还是让我们投入了将近 6 万人力，付出了 211 人牺牲的惨痛代价。

但对于大对数中国人而言，那只是一个发生在遥远地方的遥远故事，那 28 个生死攸关的日日夜夜，似乎只是个可以和澳大利亚的「4 个月」对比的简单数字。

这就是远离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疏离感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森林火灾也是自然灾害的一种，它和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一样，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力量。   

轻言扑灭森林火灾「不是什么难事」的言论，或者单纯归将原因结于政客不作为本质上和轻视地震、海啸一样透着狂妄无知。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是一个任何苦难都压不垮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把苦难当儿戏的民族。   

当然，并不是说面对灾害人类什么都别做顺其自然就好。我们尽自己所能从自然中生存下来，保护生命保护财产，但同时一定不能忘记，人类始终应该敬畏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