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危机，让全球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债务泥沼中。据统计，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债务一共为107万亿澳元，比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今年澳洲政府发行了史上最大额度国债130亿澳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买家争相抢购，收到的订单比交易额多出了整整一倍。尝到甜头的政府表示，未来会考虑发行更大额度的国债。

这笔巨额的政府债务要怎么还？要花多久来还？

方法有很多。可能是征更多的税，或者减少公共福利开支，又或者印更多的钱……但这些都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而且毫无疑问，这个负担将主要落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

(根据2019年的数据，澳大利亚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20%，是几大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

本世纪初，在财政部长Peter Costello任上，澳洲财政收入第一次实现了大量盈余，使净债务与GDP之比降到零以下。但悲催的是过了不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他的努力白费了……

无独有偶，现任澳洲财政部长Josh Frydenberg在疫情发生前的上一份财政预算中，也预计按照当时的经济走势，10年内财政会出现盈余。他当时的美好预测如下:

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疫情一爆发，这张图就过时了。从现在开始澳洲要实现财务净债务为零，将远远比2029-2030年晚得多。

而澳洲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对企业和个人直接征税，那也就意味着：

这一代年轻人将在他们的余生中不得不交更高的税，来帮政府还这些年额外背上的债。

税务专家警告称，如果澳洲再不进行税收改革，现在的年轻人下半辈子都将背上“新冠病毒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税收与转移政策研究所(tax and transfer policy institute)所长 Robert Breunig教授称，澳洲财政对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严重依赖于年轻人未来的收入“，”而由于病毒的影响，未来年轻人的收入将会比现在更低”。

Breunig担忧地说，这次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实行了财政刺激和降息，向市场中注入了大量资金，推高了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

而澳洲的税收体系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这个系统将住房排除在养老金资产测试之外。这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在退休的时候持有股票房产等资产，同时他们领取退休金不需要交税。

但是，越来越多努力工作的澳洲年轻人，可能终其一生无法积累起一套房子的资本。这场疫情危机，终将使既得利益者的资产继续受到保护，而贫穷的人因为要缴纳更多的税，而变得更穷。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减少政府向未来的透支呢？

过去，政府会在自然灾害后征收临时税，以支付灾后重建的费用。

2014年，澳洲政府实施了“临时预算修复税（temporary budget repair levy）”以减少预算赤字(当时为370亿澳元)，当时的国家债务总额约为3200亿澳元。这项税收将高收入阶层人群(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的边际税率，从45%提高到47%。然后在三年内筹集到了大约30亿澳元。

考虑到澳洲现在面临的赤字规模，征收类似的临时税是很有可能的。

塔斯马尼亚大学宏观经济学高级讲师Raghavan表示，增税总是不受欢迎的，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澳洲人会同意。

弗林德斯大学的健康经济学教授Jonathan Karnon，拿2016年的澳洲个人所得税数据提出了一个临时税收方案：

对于每周平均收入为1,463澳元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每周要额外缴纳17澳元的所得税。按这样算，这种临时税只要推行六个月，政府就能收入大约65亿澳元。

Breunig还支持增加消费税，因为2000年以来消费税一直是10%，将其提高到12%或15%，也可以补贴一部分财政收入。

但是Raghavan表示反对。他说，因为受疫情影响，目前消费者支出已经很低了，而且大部分支出都花在必需食品上，这时候增加消费税更抑制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Raghavan和Breunig都不支持提高企业所得税，因为这可能会把海外投资者和本土企业吓跑，选择把钱投资到别的国家。

他说:“我们需要这些公司在澳洲创造就业机会，支付高工资，而不是减少工资来抵消他们在公司税收上的支出。”

还有人提议提高医疗保险税。

本月早些时候，德勤经济咨询公司(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表示，政府可以通过恢复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占经济的比重，就像澳洲在二战后所做的那样。

德勤认为，目前全球利率如此之低，政府借贷成本从未如此之低，所以不用对债务太担心。

“我们目前的外债约占GDP的10%，如果我们选择先不还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济增长将使债务在18年内减半至GDP的5%左右，然后在18年后再减半至2.5%。”

当前澳洲政府借款账单的年利率为16亿澳元，德勤分析师表示，只要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税收从2%提高至2.14%，就足以偿还这一利率了。

税收加重，意味着人们需要赚更多的钱来交税。但即使是在疫情发生之前，澳洲年轻人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缓慢和老年人就业增加，一直在将澳洲年轻人“挤出市场”。

据统计，到今年2月，澳洲15岁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2.2%。

而疫情一来，年轻人更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

首先，相当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工人可能会推迟退休，来弥补疫情中损失的退休金，这将使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

其次，疫情中受重创最大的行业，恰恰是那些年轻人比重最大的。在艺术和娱乐服务业，2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占四分之一；在零售业，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在住宿和餐饮服务方面，几乎是一半。

25岁的Danielle做了两年摄影助理，正准备成立自己的公司，但疫情一来，她的整个职业生涯规划都被打乱了。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3月13日，此后的每一份工作都被取消了——我本来还有有一个月的工作要做，但现在各种短片和广告拍摄邀约都没了。”

而职业生涯还只是第一幕，因为新冠疫情，她所在的整个电影行业都停产了，她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

这类的经济冲击还将继续扩大不平等，许多在这次疫情失业的人已经开始从事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而大多数人永远无法弥补他们失去的收入。

高失业率对年轻人的影响，不仅关系到今天的公平，而且关系到长期后果。许多国际研究表明，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就业的人，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的就业和收入都不太乐观。

但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认为年轻人不必要那么焦虑，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他们说，澳洲政府和这代年轻人根本不需要担心债务问题，因为这笔债根本就不用还了，时间会抹平一切……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

毕竟多年来，我们一直接受的教育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债务是对国家经济的威胁，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还清债务。

但是经济学家说，政府只需要印更多的钱，就能偿还自己的债务。

今年3月，澳洲政府以0.8185%的利率，获得了一笔价值12亿澳元的12年期贷款。考虑到目前的通胀率(货币贬值的比率)在1.8%左右，到2032年，政府实际上要偿还的债务，还不到其最初借得的12亿澳元。

几十年来，西方政府一直奉行这样的理念，即政府及其服务必须“量入为出”。

如果我们把政府预算想象成一个家庭预算，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MMT理论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提出反驳——国家不像家庭。

因为国家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所以永远不会像一个企业或一个人那样用完所有的钱。所以，澳洲不可能对以澳元计价的债务违约。

“抵押贷款是一种以资产为抵押的债务，如果你不付钱，你就会失去房子。” 曾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中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Emma Dawson说。

“但一个国家的债务是以其资产为抵押，即澳洲人民和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只要澳洲将永远在这里生产商品和服务，这笔资产就不像汽车或房子那样可以被带走。“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用还钱吗?

但这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历史上很多国家发钱，也导致了很多经济恶果。比如说上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过去一辆汽车的钱只够买一条面包。或者是津巴布韦，那里的通胀率高达500%(这意味着商品成本将在一年内增加5倍)。

但是MMT理论的支持者说，只要经济持续生产足够的商品和服务，就不会有太多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的前提是，政府在高就业率时期随意支出，生产力水平无法满足额外的需求。但在当前在这么多澳洲人失业的情况下，这不是问题。

只要通胀不是问题，澳洲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

只要澳洲政府想要，可以为全民医疗和免费大学买单；

只要澳洲政府想要，可以建造大量的公共住房，让年轻人能够进入市场；

如果澳洲政府想要，可以将失业福利津贴保持在每两周1000澳元以上，而不是降低到550澳元左右。

既然“自己印钱自己给花”这么爽，为什么澳洲政府一直没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往往控制不好这个权力，特别是当它掌握在政客手中的时候。

对于推广一个与以往经济灾难联系如此紧密的理念，前全球基金管理公司QIC的首席执行官McTaggart博士表示严重的疑虑：

“这实际上只是将债务货币化——这可以追溯到150年前——而每次都以恶性通胀告终。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就是这样。”

而当再一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历史随时有可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