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十年、入狱第200天的澳洲华人地产大亨

原创 2019年11月19日 澳洲财经见闻

共5087字｜预计阅读时长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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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 一场特别的采访

  • 澳洲地产「黄金年代」的坍塌赢不了的官司？

  • 「被消失的十年」

  • 华人在澳洲经商「不该做的事」入狱两百天

  • “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引言


“虽然上诉的99%都失败了，但我一定会是那幸运的1%。”


身材精瘦、穿着一身墨绿色囚服的赵路（化名）神采奕奕地说。年过半百的他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但一双眼睛却仍然非常深邃明亮，似乎装满了对于未来的确定与希冀。


这是他作为曾是一家知名澳洲建筑开发商的所有者、与澳洲税务局（ATO）之间撕开一场价值1000余万澳元的税务纠纷的第十个年头；


也是他被一些当地媒体报道渲染成「在新西兰的某处豪宅神秘消失十年」后，被捕遣返澳洲入狱的第200天。


——他究竟是谁？


他真的是那个在澳大利亚偷税漏税、并潜逃出境享受荣华富贵多年的「华裔房地产奸商」吗？


还是一个为澳洲地区发展与就业做出巨大贡献、却遭人报复含冤入狱的「慈善家」？


《澳洲财经见闻》从与赵路本人近期两次面对面的采访中，了解到了这个备受关注的案子背后那些从未被报道过的细节，也希望对在澳洲经商的华人有一些启示。


（*注：由于当事人基于报道对庭审影响的考虑，赵路、南希均为化名。）


1

一场特别的采访


上一次前往悉尼的John Morony监狱采访赵路，是在三个星期前。
John Morony监狱


这所监狱几乎是全澳安全警戒度最低的监狱之一，或许是因为狱中大多是在押待审的“犯人”——也包括二十年前曾是澳洲房地产圈赫赫有名、资产上亿的风云人物赵路。


然而在第一次采访当天，我仍然惊叹于入狱探视前繁琐的安检步骤、以及狱中到处可见的警戒措施：
每一个人在完成证件指纹登记与全身扫描之前，所有随身物品都需存寄在门口的柜子中。
——而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例外，仅仅是存包以及在里面买水都必需的硬币。


一进门，四周都是高达七、八米左右的铁丝网围墙。一段连二十米都不到的小路中间隔了整整三道沉重的铁门，而且只有等前一道门关上片刻才会打开下一道门，门打开的同时还会传来尖锐的警笛声。


负责帮我预约并陪我一同前往探视赵路的南希（化名）进门后冲着我笑了一笑，打破了紧张沉默的压抑感，“这里其实比新西兰（的监狱）宽松多了。”


“但其实我刚来看他的时候也特别不习惯——说实话，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经过重重铁门后，访客们便等待狱警叫号依次进入集体探视的房间。房间内大概零零散散安置着十来张小圆桌，每张桌子围着四张椅子。


当我正准备在指定号码的桌子边就坐时，南希却拉住了我，摇了摇头并指向身边的另一个座位。她说，我原本选的那个离门最远、被漆成绿色的座位是赵路的专属座位，访客只能坐在普通灰色座位上。


而当赵路来到他的“专座”落座后，南希向我补充，在采访时尽量不要与他靠得太近，因为狱警会怀疑在授受毒品——而这种事情，确实以前在其他犯人上有过先例。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坐在这个被圈定的座位上，没有录音也没有纸笔，开始了或许是至今经历最特别的一场采访。


采访中，颇为健谈的赵路语速极快。当我指出这一点后，他笑着向我解释原因，神色间却多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无奈：


“没办法，我都习惯了，在里面一天基本上只能排队打上两个电话，每个电话时长只有6分钟。不管话说没说完，时间一到就会被切断并把电话让给下一个排队的人，一旦没打上也只能重新再排队。”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这儿因为打电话闹事打架的人还真不少。” 



2

 澳洲地产「黄金年代」的坍塌


上世纪90年代初，祖籍东北的赵路离开北京的国企后来到了澳大利亚，并一头扎进了房地产。


那时也正是澳洲地产圈的“黄金年代”——据赵路回忆，当时最初投资他在澳洲第一个地产建筑项目的香港富商们都因此赚了不少钱，也为他本人与公司在真正意义上带来了“第一桶金”。


“那是在悉尼的几套联排别墅——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以我大女儿的名字命名的，” 他的脸上涌出一丝温柔的神色。


而随着他的公司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一个又一个的项目也随即落成，在发展巅峰时期，几乎与澳洲地产巨头Meriton难分高下：


其中不仅包括赵路与公司为当地社区捐造的图书馆；


还包括在著名旅游区猎人谷（Hunter Valley）成功建造、并为当地提供约500人就业岗位的一个大规模五星级度假村。
猎人谷（Hunter Valley） / 来源：ABC News （图文无关）


——但那时的赵路根本不可能想到，也正是这个当初曾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耀与感恩的度假村，却也在日后为他带来了澳洲税务局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牢狱之灾。


据税务局出具的审计资料，这家包含了150间客房、175套度假别墅及高尔夫球场、多家餐厅、酒吧等多功能娱乐设施在内的度假村的建筑装修成本被指仅为8000万澳元左右，而这个数字与公司原先申报的金额存在巨大出入，并据此向其提出了一千余万的罚款。


事实上，在2002年6月至2008年4月的六年间，有22个月这家公司的费用都被税务局计为零。


“整整二十二个月，你觉得可能吗？连建筑工地上的水电费、专业人士的费用都没有？” 南希忿忿不平地打断。


“反正都是假的——连后来给的两张逮捕令都是假的，” 她苦笑着说，逮捕令上的法官名字和日期根本就对不上，发布之前甚至没有经过法庭的注册。


“那你们打过官司吗？” 我下意识地问。


“怎么没有打过，一开始我们请了知名审计所和大律师”，赵路明亮的眼神突然蒙上了一层灰色：
“但是你知道，这样耗了一两年，公司账面上也就基本上没钱了，还能耗多久呢？”


而当他在2009年终于意识到“这场官司不可能打赢”的时候，赵路离开了澳大利亚，并在此后度过了曾被许多媒体报道大肆渲染的被捕前「消失的十年」。


在他临走不久之前，澳洲税务局与联邦警署联合搜查了他公司名下的多家大楼，公司也随即宣告破产。


3

赢不了的官司？


“为什么那时候觉得赢不了这场官司？”


“为什么？这还用问为什么吗？” 赵路在采访中喃喃重复了好几遍这句话，似乎是在对我说，也是在对自己说。


他的语速突然放慢，一字一顿地说，“因为这就是报复。” 


赵路将这场突然袭来的税务纠纷，归结于与公司此前在纽卡斯尔的一个高档楼花公寓项目遭遇之间的「惊人巧合」：


“当时那几年澳洲房市不景气，纽卡斯尔的高档公寓都亏了，原本价值一百多万的最后到手亏了三十多万，所以很多人都想把首付钱要回来、把房子退了——甚至有人找测量师算出我们的建筑面积小了10%，并以此为理由退房。”


“太可笑了！” 他激动地说，“这根本就不成立。后来我自己亲手去一处一处地量，根本就没有！所以他们最后只能还是老老实实地付款交了房。”


“但你说，买了这些房子的人心里能不会恨我吗？”


赵路补充，这批高档公寓价格不菲，业主自然也不乏在当地非富即贵、有权有势的人物。其中有一些业主甚至在当时气急败坏地冲到他的办公室前出言威胁，要么就退首付款，要么就“让他好看”。


——而“巧合”的是，那时也其实恰恰是税务局最开始对他公司发难的时候。


除此之外，赵路还在自述信中给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因素的猜测：


他觉得当年有可能是澳洲社会开始酝酿反华情绪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他们，偏偏正巧撞到了这个枪口上。


赵路在采访中提到，公司另一位来自香港的高管因“税务欺诈”罪名已被判了五年半的刑，而上一次得知他的消息是在至少一年以前，令他稍感宽慰的是听说他适应得还不错。


“但他其实根本不是真正做事的人，” 赵路的语气中有些遗憾，更多的是愤懑，“为什么公司出事的只有华人，可是几个洋人高管就根本没有被控告、一点儿事都没有？” 


南希恨恨地补充道，“为什么赵路明明已经入籍澳大利亚二十年，但媒体报道他的标题却永远都是「中国商人」？”


4

「被消失的十年」


许多坊间流传关于赵路被捕的细节版本，都是在他离境消失十年之后，直到今年4月在新西兰出了一场小车祸后才被警方发现并逮捕，逮捕时发现其在一栋价值千万的豪宅居住。


但赵路则给出了这个场景的不同版本：


车祸发生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剐蹭，而且责任方是对方车主，不是他。当时警方还在调查后征求了赵路本人的意见，是否可以考虑责任方在前往葬礼的路上，放其先行离开。而这次车祸距离他今年4月被捕，之间隔了好几个月。


赵路说，他其实在这十年里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从来没有过一天所谓「奢华享乐」的生活。


他表示自己一开始先去了中国，辗转了很多地方，也曾经着手想做比如高尔夫球场的好几个项目，甚至期间还与澳贸委的驻华代表见面商谈，但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成，便在大约三年前往新西兰；


他甚至还在新西兰申请了税号，而他与南希在新西兰的主要住所，是一位朋友曾经挂在Airbnb上的，他只是帮着朋友照看房子与羊驼，以解决食宿问题。


赵路补充，房子的价值主要在于土地，实际上只是一栋极其简单朴实的房子。


赵路与南希在新西兰住所的外景与羊驼图（照片由南希提供）


“海景豪宅？” 南希眉毛一挑，“说实话，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甚至连衣柜都没有，所有行李永远都是收拾好随时准备要搬出去的状态。”


“海景倒确实有的”，赵路接上南希的话茬，语气中却多了一股淡然和幽默，“不只在那儿，其实新西兰几乎到处都可以欣赏到海景。我们每次遇到客人集体住宿的时候，都会搬去旁边旅游景点在房车里睡一晚，那里也有着美丽的景色。”


5

华人在澳洲经商「不该做的事」


“但有些事情，我可能真的做错了。”


赵路话锋一转，似乎陷入了回忆中：


“我当初根本不该用自己、还有家人的房子与资产拿去抵押做公司，” 赵路补充，“但是很多华人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也不懂——要是像Harvey Norman那样做成信托基金，哪还会有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事实上，随着公司破产，赵路本人以及亲属名下十余套房产均被冻结，曾经的上亿资产刹那间散如烟云。赵路表示，他的弟弟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管理着公司，因此受到的牵连很深。


他补充，其实很多时候华人在澳洲经营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华人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和澳大利亚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制度之间的“摩擦”。


比如很多移民的华人从前习惯了从地下钱庄汇款，但在澳洲这些钱就自然会被认为“来路不明”的收入；


再比如，华人公司经常存在的“混淆不清”的财务管理制度，也为澳洲税务局的审计结果创造了争议的“温床”。


赵路以自己举例称，当时公司在建造度假村时，很多材料费用其实都由管理层或员工当时直接用他们自己的信用卡垫付，之后再由公司付还这笔款项。但这样一来，公司在管理这笔账务的过程，就需要走上好几笔“虚账”，比如从公司到建筑商、从建筑商再到材料商等环节。


但是当审计人员真正去查这笔账的时候，他们却会“意外发现”：


建筑商并没有收到账里的这笔钱，于是对于公司来说，这笔在现实中发生的支出就不再成立。


——除非垫付了账款的员工，能够出具并申明为当时公司报销的小票。


但这份小票，却早已在报销过程中上交给了公司；


“别忘了，公司早就被税务局和警察局查抄了，哪还会留下什么小票呢？”


6

入狱两百天：“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你知道，人们学习最快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赵路一脸狡黠地微笑着自问自答，“下乡、军队和监狱。”


自从在新西兰被捕后，赵路在那儿的监狱中待了三个月左右、并经历三次保释被拒后，就自愿申请了回澳洲接受案件的审理。


据他称，第一次被拒是法官以律师不熟悉资料为由；


第二次，这位法官又建议他考虑电子镣铐保释；


第三次——这位被“怀疑包庇”他的法官直接被临场换人，而新法官也自然又拒绝了他的申请。


赵路回忆起自己刚入狱的那两个星期，“那时被单独关在一个禁闭室里，大概十平米不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马桶。连厕纸都没有，还得一张一张地问人要。”


他一脸平淡地表示，不过后来在住进普通监狱宿舍后，每天就允许可以活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于是他一般都是绕着场地走很多圈。


“其实进来了以后有更多时间锻炼了，我感觉身体都好了很多。” 赵路笑着做出半撩起短袖的样子，“你看今天我已经吃了两个苹果了，早饭吃的牛奶麦片、中饭吃了香肠卷，晚饭应该是什么拌饭。” 


“毕竟得在出去之前把身体养好了，” 入狱两百天的赵路一脸肯定地表示，“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赵路补充，其实在从前，他也算赢过税务局一场：


在一次价值250万澳元的“坏账”认定纠纷中，他最终与税务局双方达成了罚金数额的和解，并以税务局对于该次审计的道歉画上句号。


“我都想好了，出去就要开办一个专门为华人解决问题的服务公司，房产、法律等各行各业最精英的人才都有”，赵路笑着对我说，“记者肯定也需要，不过看你的水平可能还需努力。”


“再等几年，就等几个亿的赔偿额下来了。” 


话音刚落，他又侧过头小声问起南希，“要不你帮我问问我的大女儿，你看她能不能在国外帮我申请一个Go Fund Me的页面筹点钱，你知道的，就是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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