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加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重要话题之一。

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为了优化生育政策，就在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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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生活压力巨大，更多面对的是不愿生、不敢生、也不能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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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危机”迫近，年轻人面临着“催生”压力，那么老年人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时下，一股老年人重返职场的浪潮正在席卷东亚多国。

就在我们的邻国日本，随着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许许多多的银发老人为了生计重返职场，他们忙着考证、创业、“抢占”色情行业，甚至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背上“为老不尊”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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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老人重返职场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25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7.32岁，均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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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老人相比，日本老人很少和子女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不愿意给有经济重担的子女添麻烦。

在垂暮之年，他们选择重返劳动市场，和年轻人一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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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日本街头，你会看到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生、超市收银员、学校和企业保安、邮政递送等各种岗位都活跃着老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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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人集体重返职场的现象背后，和养老金制度息息相关。

在日本，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直接挂钩的。

通常来说，日本人在60-65岁之间是领不到理想中的足额养老金的，国民从65岁起才能正式领取“国民年金”。如果想要在此之前领取养老金，金额会根据申请时间逐年递减。

58岁的佐藤早早就算清楚了这笔账。“我即使过了60岁也会继续工作，不仅退休时拿的养老金多了，还能继续享受到健康保险等福利。”

并且，她们认为日本社会未来的养老形势不容乐观：“未来，年金领取的起始年龄很可能从现在的65岁延长到70岁，因此得尽快考虑60岁以后的工作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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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退休年龄的进一步延迟，日本社会从各方各面开始鼓励老人们的再次就业，希望将他们退休后的不安情绪转变为“大家一起努力”的积极风潮。

75岁的久野美纪子被上一个公司辞退了，被解雇后，她选择在东京附近的工厂求职，并且坚持由自己亲自申请一份工作：“有些人真的非常虚弱，但我想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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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鼓励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日本政府也在鼓励日本企业继续雇佣老年员工。

在日本，外卖配送 Uber Eats 登出的招工条件门槛很低，18岁以上，身体健康，会使用智能手机即可。他们还特别标明，同样欢迎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士。

一些重拾工作的老年人坦言：“没预料到自己会活这么久，养老金已经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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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人抢占色情行业

为了增加职场竞争力，许多老人被迫重拾书本，努力学习，考取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

78岁的渡边在72岁高龄时再就业，之前曾因为身患癌症提前退休，但在疗养期间依旧不忘学习，取得了一级建筑师资格证书和公寓管理师资格证书。

他表示，即使年过60，也要接受新鲜事物，只要这样才能不被时代的大流淘汰，一直被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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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重返职场，对于有些日本老人们来说，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是努力生存的一种方式。

众所周知，日本的成人片产业非常发达，各种形式层出不穷，而近些年来，老龄人口的加入，则为色情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在色情片行业，60多岁的AV女优很受欢迎，尤其是一些高颜值的花甲女演员，她们的处女作常常是销量第一。

而这些色情片的销售对象主要也是老年人群体，老年人观看老年人拍的AV，会从中感到一种联系，有一种同年龄的亲近感。

71岁时在日本“银色色情”业出道，有10年色情电影拍摄经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性致”的中老年人开始正视自己的性生活需求，色情片销量也随之飙升。

而除了AV届，风月场所也有老人的一席之地。

日本有种地方叫“熟女宅”、“晚间水月”、“秋叶”，从业者在50~75岁之间，这类俱乐部只招老太太，不要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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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东京曾破获一起老太太集团卖淫案。

在其所谓的俱乐部会员中，男性大约有一千人，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女性大约有350人，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

其中年龄最大的“小姐”已经73岁，警方赶到时，她正在服务一名82岁的男性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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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存压力，缺少关爱也是日本老人走上卖淫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子女的照顾，周围关系疏远，卖淫不仅能够带来金钱收益，还能得到他们一些情感慰藉。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人踏足色情行业的背后折射出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老年人在物质生活上亟待关注与改善，二是社会要在心理与感情上对老年人予以关爱。

高就业背后的养老危机

在日本老人的高就业现象背后，严重的养老危机，正成为这个老龄化日渐严重的社会最悲情的底色.....

上个世纪，晚婚、不婚、丁克等新观念的出现，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给日本传统家庭的赡养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2018年，日本新出生婴儿数量只有91.8万人，创纪录最低水平，连续三年不足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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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这些老人有子女后代，子女也并非老人最可靠的经济支柱。即便是成年孩子有稳定收入，也已经渐渐丧失了赡养老年父母的习惯。

对于日本老人们来说，人生尽头最后的底线就是养老院，但想要顺利入住养老院绝非易事。

大多数老人需要变卖房产，才能入住养老院，而一家稍微好点的养老院入住费用达到了3500万日元（约215万元人民币）。

即便如此，不少养老院仍是供不应求，有需求的家庭都要提前几年排队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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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最后的住处在哪里》讲述了日本老人的养老尴尬境况。主角大井先生入住的民营看护所，每月需要支付14万日元（约8500元）的高额费用，而大井先生的养老金每个月只有6.5万日元（约4000人民币）。

政府为贫穷老人设立的特别养老院，还有至少42万名老人在排队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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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老人想要退休安享晚年，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参与日常工作似乎才是日本社会的大趋势。

但随着年龄渐长，老年人的注意力和专注度都会有相应的下降。日本政府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车祸死亡事故中司机多在75岁以上，操作失误成为老年人司机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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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 Morishita 是日本商用厨房设备连锁店的创始人兼总裁，他的公司里雇佣了许多老年人，大约有1/4的员工年龄都在60岁以上。

他愿意为老人们提供工作机会，更珍视他们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老年员工通常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如何调整老年员工的薪酬体系，确定他们的工作标准，以及保证他们的福利制度，将是日本政府和企业都继续面对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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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着进监狱的老人“变坏了”？

与此同时，“老后破产”“下流老人”等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达到了27%。

这其中，处境最为艰难的是高龄独居女性。根据已公布的贫困率推算，日本65岁以上高龄独居女性的贫困率达到46.2%，几乎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处于贫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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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身体素质尚佳的老人，他们大可以找份工作，虽然辛苦，但至少能勉强维持日常花销。而对于那些既找不到工作、也无法供养自己的老人，则选择了更为极端的出路——偷窃犯罪。

东京研究机构的人口统计学家迈克尔·纽曼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如果没有其他收入，仅仅是房租、食物和医疗费，就足够让那些靠领取国家养老金的老人负债，而且，这还不包括暖气费和衣物。

正在监狱服刑的老奶奶以入店行窃的罪名判刑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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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有点凄凉。丈夫在一年前去世，也没有儿女后代可以依靠。如今，只剩下一个人生活，既要支付昂贵的房租，还要负担各种日常花销。

行窃就在那一念之间。她在超市买菜，看到一包牛肉，非常想吃。但这对囊中羞涩的老年而言，经济负担太重了。

趁着导购不在，她揣到包里带走。最后，锒铛入狱。

“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偷窃商品，这是老年人犯罪的最普遍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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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科的P先生在7-11便利店偷了三明治后，被抓进监狱服刑2年。

从第一次进广岛监狱开始，他便发现“老残监区真是个舒服无忧的养老之地啊！”

此后，他故技重施，陆续蹲过大阪、名古屋、福岛等全国各地的牢饭，还因连续18次犯偷窃罪进监狱而荣登日本“老年犯罪名人堂”。

根据 2018 年《日本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日本60岁以上的罪犯占全国监狱人口数的20%左右，比10年前上升了7%，其中许多老人都是入狱6至7次的累犯，这些老人数量高达1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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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自然要受到审判与制裁。但与贫困到无法过活相比，监狱成了他们更好的去处，能遮风挡雨，还有一日三餐。

正如京都大学教授落合惠美子所说，“当家庭、社会都不能支撑自己走完余生时，靠自己成为日本老年人最后的选择。”

他们忙着考证、创业、搞副业，努力接受新知识，唯恐为时代所淘汰，甚至“老人”都成为了日本社会备受忌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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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日本老人在迟暮之年走进监狱，寻求人生最后一段的安稳岁月。对他们而言，幸福安稳的监狱生活让老有所终成为现实。

或贫穷，或孤独，他们前赴后继，身陷囹圄，并以此换得迟暮之年的安稳与宁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又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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