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外国银行挤得密不透风的外滩一线，这座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联合设计、自己建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行大楼，是民族银行业奋力拼搏的写照，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兴建这座大楼的主要策划者是中行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张嘉璈。时间来到1934年，张嘉璈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外滩建造新大楼，“中国银行饱经风险，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他的提议，获得中行董事会一致赞成。

从1929年中行在英国伦敦开设首家驻外机构，至1935年底，中行已在43个国家建立116家特约代理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确实有底气提出建造大楼，从而在外国银行占尽风光的外滩，彰显中国银行业之地位。

外滩中行大楼之所以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还取决于大楼强烈的民族风格，当然大楼也采用了大量西方先进建筑技术，可说是西方技术与中国风格结合的典范。

在老外滩所有建筑中，1936年奠基的外滩中行大楼，由中国银行建筑课长陆谦受（后曾任全国建筑师协会副会长）与英商公和洋行共同设计。

凭借庄严、祥和、典雅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外滩诸多满载异国情调的大厦里，外滩中行大楼的民族特色一目了然。

屋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上盖绿色琉璃瓦，楼檐用传统斗拱装饰，檐下围以独特的凹凸对应的如意云纹；清一色米黄金山石外墙，显得温暖而明亮；面向外滩的东立面，每一层两侧从高到低，有变形的钱币形镂空窗框；底层高达十米牌楼式石砌门框，上方镌刻约一米二见方的“中国银行”四个柳体大字，乃当年著名银行家、中行总稽核汪愣伯先生所题；下方有孔子周游列国画卷式石雕，但见孔子端坐中央，两根粗大方柱上刻有如意云纹；门框边侧，各有一个硕大的中式石质花格窗；两扇雕饰经典缠花图案的紫铜正门，乃外滩第一大铜门……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浓浓的“中国味”。

当年的建楼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颇显曲折。让我们将时光的指针再度回拨，看看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据史料记载，1921年，中国银行以63万银元的拍卖最高价，向政府购入外滩23号的前身——原德国总会大楼。1934年，中行总行董事会决定拆除德国总会，另建当时上海与全国的“第一高楼”。孰料，却引发一场“层高之争”。

根据1934年9月27日中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定设计方案是造306英尺高楼（合93.27米），比当年刚开业的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高近6米，但外国人把持的工部局不允。最终迫使中行让步，将大楼“定格”于十七层(合74.5米，比旁边77米高的沙逊大厦略低)，方始作罢。然而，主体建筑竣工后，一根旗杆在楼顶高高立起，高度远超沙逊大厦。

建楼的往事反映了我们曾经遭受外族欺侮的那一段“民族记忆”。所谓“层高之争”，实质并非简单的建筑争端，而是前辈们一次民族气节之争。

屈指算来，自1937年基本建成至今，外滩中行大楼已八十多岁高龄。

在历史的“车轮”演变中，我们看到：1937年大楼结构和外立面完工，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中行总部被迫迁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中行总部迁回上海。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行大厦悬挂出两条长达30米的巨幅标语。其中一条写的是 “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条则是“欢迎人民解放军”。这是当时外滩上出现的第一条迎接解放的大标语。

当月，上海解放，华东军管会在中行大厦宣布全面接管中国银行，立即恢复营业。从此，中国银行翻开历史新篇章。

在支持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看到：

刚解放，经陈毅市长批准，中行在外滩大楼内建立外汇交易所；为突破帝国主义封锁，大楼内的中行员工以“一滴外汇一滴血”的精神，千方百计把国家出口换得的外汇绕道收回。

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经营调剂外汇、第一个开办短期外汇贷款业务、第一个推出个人外汇存款业务……中行多项在申城“拍板”起步、创下“第一”的开创性外汇外资业务，都曾在这栋大楼里调研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