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澳大利亚，一个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岛国，曾经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远离其它大陆。虽然面积不小，但大多是沙漠地带，不适合人类居住。2500万人口，什么内需都不足。可就是这个1901年（也是诺贝尔奖诞生的一年）才建国的年轻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在不到120年的发展历史中，澳大利亚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共斩获了14次诺贝尔奖，其中竟然有7次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实在出人意料。

5月18日，我们带着许多问题再次出发，开始了为期18天的澳大利亚“名校之路”的探访活动。我们到访的第一站就是200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教授的母校——西澳大学。西澳大学就坐落在珀斯，一个经常被戏称为地球上最孤独的城市。不过，走进校园的一瞬间，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生，三五成群，在校园里匆匆而过。紧挨着海湾的校园建筑在碧空蓝天下，显得格外干净迷人。深秋的落叶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暖暖的金色。伫立在钟楼前的苏格拉底塑像，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行人，仿佛激励着我多提几个为什么，去揭开巴里马歇尔教授的成功秘密。

▲从空中俯瞰西澳大学

 保持一颗好奇心 

马歇尔教授出生在西澳小城卡尔古利，父亲是个能干的机械师，也始终鼓励马歇尔自己动手，不断尝试。母亲是个护士，希望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出小镇。马歇尔从小就接触了爸爸的各种技术书籍，听妈妈讲那些医疗和护理知识。自由而注重教育的家庭环境让马歇尔的好奇心不断延伸，他八岁时就制作了电磁铁，12岁时就因为抢救误喝燃油的妹妹而上了报纸。从小调皮的马歇尔还喜欢弄枪玩弹弓，甚至从药店和化学品商店购买原料制造鞭炮和小型爆炸物。马歇尔回忆说，他因此受到了父母的惩罚，但发现父母也为他的这种“小聪明”感到自豪。在采访中，马歇尔教授反复提到“好奇驱动的研究”。我想，正是这种来自童年时代的好奇心，培养了他的科学探索精神。

在1980年代，尽管胃溃疡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普遍认为这是由精神紧张或刺激性食物引起的。马歇尔说：“我一直对精神紧张导致这一疾病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某个教授说这个病是由紧张引起的，我就觉得他是不知道真正的病因。”这种刨根问底的脾气一直支撑着马歇尔的研究。马歇尔后来遇到了肠胃病病理学同事罗宾•沃伦（Robin Warren），沃伦在胃溃疡部位发现了细菌菌落。于是马歇尔认为这些细菌可能就是消化性溃疡的原因，也是导致胃癌的重大风险因素，如果这些细菌通过抗生素消灭掉，那么溃疡病的治疗将会彻底改变。一个大胆的假设就这样诞生了。

▲马歇尔教授在办公室展示诺贝尔奖牌

 十年磨一剑 

马歇尔的这个假设遭到了医学界的普遍质疑，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也常常被认为是不着边际。但马歇尔并没有轻易放弃，他说：“质疑是我的性格。我的研究让我每天有机会和病人打交道，我看到我的治疗方法在一些病人身上凑效，他们的病情有明显好转。但我更想证明我的理论可以帮助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胃溃疡患者得到治愈，我迫切需要证明这一理论。”

科研往往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没有付出很难有收获。幽门螺旋杆菌终于培育出来了，可它只能依赖于人体生存，无法用动物来做实验。马歇尔回忆说，面对当时的许多不确定，他别无选择，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以身试法”。就这样，马歇尔毅然决然将细菌培养体一口喝了下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就出现了呕吐、恶心的症状，最后真的出现了胃溃疡。

马歇尔平静地对我说，“不少医生都曾在研究过程中拿自己做试验品，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我的试验是基于科学假设的，而且我成功地治疗了多年的溃疡病的患者，我是有信心的。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拿出证据，证明我的理论是对的。”尽管马歇尔和沃伦在1985年就发表了论文，论证幽门螺杆菌对胃炎和胃溃疡的影响，但直到10年以后，他们的观点才得到了医学界的公认并在业界普及开来。

马歇尔和同事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到认可。一路走来，马歇尔也体会到做科研的艰辛。科研要找到正确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还需要坚持和一点点运气。马歇尔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如果当初我喝下的病菌没有感染我，我有可能会放弃研究，也许会去开诊所行医挣钱。选择科研这条路，有点像卧薪尝胆，你肯定会遇到困难，但最终成功所带来的满足感也是巨大的。”2005年，54岁的马歇尔和同事沃伦一道终于因“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病中的作用”获得了诺贝尔奖。

科研人员千千万万，能登上科研顶峰并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是凤毛麟角。马歇尔医生很冷静地说：“我觉得，你不应该给你的科研设置一个时间表，你从事的科研，可能需要一辈子的努力。如果幸运获得诺贝尔奖的话，你也许已经80岁。”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科研精神吧！

▲昆士兰大学校园

 继往开来的大学教育 

马歇尔是幸运的，产生了14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澳洲也是幸运的。但幸运也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再来看看澳洲的大学和澳洲政府的对科研的支持吧。我相信，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坚持，大环境是科学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马歇尔教授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说，好的大学不必经常搞革新，而是应该能确保在正确的道路上“循序渐进”。他能获得诺贝尔奖，就说明西澳大学做了正确的事情，包括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同事协作的共赢文化。马歇尔还强调，科研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基础科学研究，一种是实用型的研究。事实上，好的大学和好的政府往往能利用好一切资源，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如果学者天天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大学就会脱离社会。而政府天天只有功利思想，也就会不会有远大的目标，更谈不上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大学和政府相互平衡和促进的典范。这也是我这次“名校之路”探访的深切感受。

澳大利亚总共有42所大学，绝大部分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又分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学和二战以后才成立的许多现代大学。无论历史长短，都各有所长，战略清晰，重点突出。无论是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和西澳大学等这些历史悠久的大学，还是相对年轻的莫纳士大学或新南威尔士大学，他们都继承了欧洲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摆脱旧世界的包袱，借鉴新大陆的开放思想，发挥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优势，兼容并包，继往开来，澳洲的许多发明创造就是在这样的大学里孕育而生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但并未有临床应用。1939年，是澳洲科学家弗洛里提纯了青霉素，1941年才得以成功地使用于病人。二战期间，青霉素横空出世，不仅挽救了很多士兵的生命，甚至帮助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马歇尔博士和罗宾博士发现幽门螺旋杆菌，为千千万万胃炎和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患者带来福音，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最大携带群体——中国人。

今天我们很多人赖以生存的WIFI技术，也是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发明。在2013年专利过期之前，全球每年以10亿计的带Wi-Fi功能的电子设备都需付专利费。虽然这项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不难感受到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科研体系 

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大学，澳大利亚还有科学的科研评估体系，确保科研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用出最好的效果来。澳大利亚政府每年投入科研经费约有几百亿人民币，和我国每年万亿级别的投入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非常注重科研的“实用性”，不是为了项目评审而科研，而是追求科研成果的转换和落地，让成果走向市场，再从市场获取回报，形成良性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科研绩效评估体系ERA (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除了最后形成的专利外，项目成果转化成商业应用的收入是评估中的重要指标。ERA对所有公立大学进行评估，比较各学科和专业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的地位。简而言之，这样做可以让各大学的科研有所分工，避免一窝蜂，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投入产生最大效益。同时，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本如果由学校支付，商业化运作成功后，收益的三分之一属于学校，三分之一由研究人员所在机构支配，其余三分之一作为科研人员的奖励。

我们拜访阿德莱德大学的时候，发现这个曾经以澳洲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南澳也顺应大势，成功转型。阿德莱德大学目前拥有南半球最大的农业学院和葡萄酒研究所。他们立足南澳这块盛产优质葡萄园的土地，不断创新，培育出了新世界最优良的西拉葡萄，酿造出了浓郁醇香口感丰富的澳洲红葡萄酒。今天，南澳的红葡萄酒已经名扬四海，中国也已经成了南澳最大的红酒进口国。在南澳双掌酒庄参观时，他们的产品推广高级经理Faye女士自豪地对我说，中国的一张订单经常能抵得上澳洲一年的订单。

当我们在宫颈癌疫苗的发明者伊恩·弗雷泽教授的实验室采访时，我们的感触更深了。伊恩是一位谦逊、严谨和儒雅的学者，回答我的提问时总是言简意赅，丝丝入扣。他说，每天都有世界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进行中，而科研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值得钻研一生的问题，并为之付诸一生的努力。

▲弗雷泽教授在实验室接受我的采访

弗雷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宫颈癌疫苗的研发过程和目前的应用状况。1991年，弗雷泽教授和华人科学家周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完成了宫颈癌疫苗的研发。直到2006年，宫颈癌疫苗首先在澳大利亚被获准上市。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都开始了宫颈癌疫苗的使用。今天，疫苗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33个国家使用，十年内大约接种了2.7亿人次。

宫颈癌是导致妇女死亡的第二大癌症，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其中25万多人死亡，中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13万人。宫颈癌疫苗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来减少、预防甚至消灭一种癌症，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这一重大发明并没有让伊恩·弗雷泽教授停止探索的脚步。我在采访中得知，宫颈癌疫苗的研发也从预防进入了治疗阶段，实验室就是他每天的战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弗雷泽教授采访结束时笑着对我说，那些穿越半个地球来澳洲大陆的祖先，他们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冒险是他们的基因。

十八天的澳洲“名校之路”是短暂的，但我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是难忘的。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有一些人在仰望天空，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我相信，澳大利亚璀璨的星空下，从来不缺乏仰望星空的科学家。在我看来，他们更是脚踏实地的奔跑着，迎着日月和星空，始终奔跑在科学探索的最前沿！

作者周成刚，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当过大学教师，做过新闻记者，倡导国际教育，热衷教育事业。著有畅销书《由东向西看教育》《镜头里的世界名校》，并有《时间机器》《如何阅读一本书》和《精粹英语》等经典译作和教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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