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在到达卡奔塔利亚湾之前，他们见到的印地安人和小划子与他们在杰克逊港看到的一样。但是，到了卡奔塔利亚湾以后，他们发现在后面追他们的一种大一些的船，那种船有帆，还有战斗平台，每条船可以坐30个人。他们凭借顺风之力才得以划船脱险。1791年6月5日，他们到了帝汶岛，他们假装说是属于一艘从杰克逊港开往印度的船上的人，那条船在路上沉没了，而他们则是死里逃生。荷兰人友好的接纳了他们，待他们很热情。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让人家起了疑心，荷兰人把他们监视起来。很快他们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潘多拉”号在因代沃海峡失事，爱德华兹船长到了帝汶岛，他们被移交给爱德华兹船长，这样他们就成了“戈耳工”号上的旅客。

我承认，我一直认为这些人很可怜，也很不简单。他们为自由而英勇奋斗，在经历千辛万苦，闯过千难万险之后，却惨然落败。

那个女人还有其中一个男人，当初去杰克逊港的时候，和我坐同一条船。我印象中他俩人都挺好。怀着对他俩人一种钦佩的心情，面对这种两次把我们带到一起的复杂、奇异的情境，我有说不尽的感慨：人类的远见何为？人类的投机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们逃走的情况被发现后，总督曾经派人去追。但是那些人早就跑的没影了。自从布莱船长成功逃脱以后——这件事我们当时都知道了，似乎没有什么海上航行是人类所不能征服的，就算他再远也好，再难也罢。（译者注：威廉.布莱，1754——1817年，英国海军军官，航海家，是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772—1774]的随同者。他于1787年指挥皇家海军舰艇“邦梯”号赴太平洋考察，1789年在离开塔希提岛不久后被哗变船员放逐至海上漂流，最后奇迹般的生还。布莱于1805年到澳大利亚，任新南威尔士总督，在那里，他苛刻管制再次引发哗变，就是所谓的“朗姆酒之乱”。）尽管如此，为了防范将来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总督指示：今后造船只能造几种指定尺寸的船。事实上，这样指令在第一伙人逃走以后已经发布过，这次再次发布，并增加了一些限制条款。

1791年4月。尽管刚刚从巴达维亚来的补给，但缩减供应还是4月2日宣布了，那天开始，我们的定量减为：每周3磅大米，3磅面粉和3磅猪肉。

说来也怪，消减定量的事总是发生在园子里的菜没了的时候。一场持续的干旱把菜旱死了。因为没有蔬菜，我们的日子就更苦了，但再苦也不会比以前经历过的那几次苦。还有，这次我们很肯定就快有船把补给送来，把饥荒起跑。话虽如此，可至今没有来自英格兰的消息，人们的心里不禁又是一沉，许多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忍饥挨饿、听天由命的苦难日子又要开始了，甚至说不定比上一次的时间还要长。

尽管拿的是这么一点缩水的微薄的补贴，士兵和囚犯每日的工作量仍然没变。每次我目睹那些人劳动的场面时，我都忍不住感慨万千：再大的艰难困苦，我们人类都可以克服。让我暂时离开这种冰冷的叙述方式吧，别在浪费时间去机械的改编那些因当时情境所引发的真实的感慨和感觉了，把它们原汁原味的直接抄下来吧。那些感慨和感觉是炽热的、丰富的，尽管也有些绝望，也有些浪漫。我每天都看到那些不幸的人因为生病而面色惨白，因为饥饿而日渐消瘦下去，凄凄惶惶地挣扎着。服从的效果是多么惊人！对惩罚的惧怕又是多么的吓人！分配下去的任务还是执行着，即使是在生活必需品减少到现在这个样子以后。铁匠在灼热的冶铁炉前挥汗如雨。锯木工在锯木坑中吭哧吭哧拉大锯，农夫费力的翻着干旱贫瘠的土地。我还会相信那些亵渎真理、污辱人性的话吗？！当有人再跟我说，不幸的非洲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发展制糖殖民地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白人忍受不了当地的气候，我还会相信他吗？我曾经在西印度洋岛待过。我在那里住过。我知道温度计里的水银注在那里几乎不会上到华氏90度以上，可是在这里，夏天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到华氏100度的气温；有时是华氏105度；不，甚至可能超过沸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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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