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阅读中国方面是如何比美国人做得更好的?

2018年07月16日 澳大利亚联合时报



总理鲍勃霍克于1986年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赵紫阳。安德鲁布鲁克斯


想象一下,假如江青,也就是“毛夫人”和她在四人帮中的同伙,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获胜而未被捕。想象一下,假如邓小平从未被恢复名誉和工作,相对默默无闻的在下放中死去。或者,正如约瑟夫斯大林45年前所做的那样,过渡性领导人华国锋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领导者,而不是一个保守的不去撼动社会进行变革的领袖。这些都是真实的选择。那么,在那个重要的夜晚,邓小平的起复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全球历史真的可能是由这样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吗?也许。但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起复,推翻四人帮以及后来的华国锋主席被解职,可以说中国很可能不会有40年前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


如果没有那时邓小平提议的通过,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充满庞大,贫困,封闭,愤怒,恐惧和破坏稳定力量的地区。这个国家可能本身会更贫穷,更加暴躁,缺乏安全和和平。例如,澳大利亚可能会因此更加贫穷,因为澳洲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开销占据了大部分GDP的份额,而澳大利亚GDP的增长很大程度受到中国影响。无论如何,如果中国改革没有进行,那么这将会是另一种未来发展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显著转变已经写了很以及说了很多了。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封闭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今天的全面发展的强国,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和新世界秩序的塑造者,一路上使大约6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即使在今天,他在塑造现代中国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受到广泛赞赏。新华社


今天,在美国的保守派智库中,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质疑,对于通过明确的政策来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热情地拥抱中国改革开发是否是一个错误。


在《外交》杂志上刊登的一篇重要的文章(2018年3月/ 4月)中,负责东亚国家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伊利拉特纳宣布过去4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形成美国想要的自由经济市场也没有形成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是成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2018年7月/ 8月)中调查的“参与辩论”是美国特有的对话。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接受,以及我们自己的历届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都更多的是基于务实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一厢情愿,让他们按照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结构最终变成像我们一样的国家。美国的例外主义往往导致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辉格主义的进步观念视为对美国理想的趋同。


澳大利亚对改革表示欢迎,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考虑因素 - 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稳定的中国,一个更加稳定的中国将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 - 这个最直接影响澳大利亚安全的地区 – 东亚地区刚刚从数十年的战争,叛乱,饥荒和难民中摆脱,包括船民出现在我们的海岸上。

 

繁荣中国的优势

在当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经常推测,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我们将如何处理中国难民潮,将会发生什么。然后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中国将会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而这最有可能是通过遵循邓小平40年前制定的改革政策来实现的。


澳大利亚与该地区的亲密关系比美国更为强烈,并且以更实际的方式看待中国。这一切都相当简单,但值得深思。当时的总理鲍勃霍克和他的经济顾问郜若素开始充分了解改革可能对澳大利亚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如果中国执行其雄心壮志的政策,它们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1986年5月,霍克访问中国八天,期间由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理全程陪同。他们一起到中国各地旅游,并且对他们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计划畅谈入夜。霍克和郜若素,到目前的澳洲驻华大使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

当时,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所谓“雁行理论”正在逐渐被人们所了解。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它们相互依次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Cs)。中国能成为下一个吗?如果是这样,这将意味着随着中国收入的增加,对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能源和农业产品的需求也增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的改革刺激了相当大的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出口的羊毛和小麦数量也不断增加。一些澳大利亚公司明锐的嗅到了可以利用开放政策来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在一项富有远见的举措中,霍克和郜若素邀请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投资澳大利亚的资源和金属行业。中国对华盛顿州的Mt Channar铁矿和波特兰铝冶炼厂的投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首次对海外投资。


如果邓小平没有说服中共中央走上有风险和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道路,又或者邓小平没有特殊的政治技巧可以在1997年去世之前或多或少地将改革按照既定航线进行,澳大利亚可能会更穷,更不安全。

 

但这不仅仅是运气好。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了解澳大利亚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必要性。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对中国采取务实态度,并试图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无论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世贸组织,还是通过开放自己的经济来促进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使得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和工人从中受益。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1978年秋天那个重要的傍晚的巨大受益者。

 

Geoff Raby是Geoff Raby & Associates的主席,并于2007年至2011年担任驻华大使。


Geoff Raby来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摘自企鹅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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