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 《少女小渔》剧照

2013年，我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小城读书。因为就读的专业没什么中国人，又和那些读商科的有钱同胞没有共同语言，所以难免会有些孤独。

小城没有唐人街，中餐厅也不多，我常去的Panda Express是做“美式中餐”的。

每天，大厨会将提前炒好的8样菜摆在玻璃橱窗后边的方形大铁盘里，菜品无一例外都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蜂蜜鸡、酸甜鸡、宫保鸡丁、左宗棠鸡、椰子虾……主食只有3样：白米饭、炒米、炒面；汤也是我在国内没有喝过的：egg drop soup（加了黄色色素和淀粉的蛋花汤）、hot and sour soup（类似国内的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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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吃不惯这里的“中餐”，但我仍喜欢在周末的下午去Panda Express——在这里，老板夫妇和员工的中国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就连时间都好像变得悠长而安稳。

光顾的次数多了，我知道这家餐厅总共只有6个人——老板负责切菜，厨师炒菜做饭，老板娘负责收银、盛饭。送外卖的叫小毅，打杂的叫磊哥，接听外卖电话的姑娘是个留学生，她叫余子诗，在这儿做兼职。

每天下午2点以后，餐厅里的人清闲下来，老板和厨师在厨房里低头切卷心菜和洋葱，老板娘、磊哥、小毅就头挨着头，玩一款叫“钢琴大师”的手游。他们时不时发出浮夸而沮丧的尖叫，打破了餐厅里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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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了春节，一天下课后，我照例去Panda Express吃饭，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叫我干脆别吃饭了，晚上跟他们一起烧烤，“大家一起过年”。

待客人散尽，餐厅大门上挂出了“closed”的牌子，老板娘派磊哥和小毅去亚洲超市买食材，老板和厨师在后院支烧烤架，我就和老板娘、余子诗一起清洗竹签。

不一会儿，磊哥和小毅回来了，他们打开后车厢，搬出了一袋袋食材。前面几袋都是玉米、蘑菇、茄子等素菜，厨师好像早就料到了，他打开后厨冰箱，傲慢且不屑地把自己准备好的一包秋刀鱼“啪”的一声甩在磊哥面前。

磊哥和小毅对视了一下，又拿出了鸡翅、鸡腿、香肠等荤菜。小毅挑衅似的，也把这几样东西重重地扔在了厨师面前。

我感到气氛有些许微妙，就拉着磊哥和我一起干活，厨师闷声准备孜然粉和辣椒面，小毅在离他不远处“指点江山”，说着“不加蜂蜜怎么行”之类的话。厨师板着脸，装作听不到，小毅则一拧身，拿出提前买好的蜂蜜，脸上泛起了胜利而轻蔑的微笑。

我第一次发现，这家小餐厅里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我往常见到的那么一团和气。

到了晚上，大家围着烧烤架聊天，我又知道了更多的事。

老板娘是移民二代，在美国出生，自然是美国公民。老板是从福建来的，当年他一踏上这片土地，就“黑”（签证过期后非法居留）在老板娘父母开的餐厅里做大厨，直到把老板娘追到手，结婚生子，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才顺利地拿到了“蓝护照”，并接管了这家餐厅。

小毅来自东北，是家中独子，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做了“厂弟”。那几年里，他结交了各种人，不知受了谁的“指点”，他请了律师，谎称自己是某宗教人士，惨遭政府迫害，申请到了美国的政治庇护，顺利拿到了绿卡。

说起这段往事，小毅的表情很得意，说自己是这个餐厅里第一个“靠自己努力拿到绿卡的人”。我瞄了老板一眼，他正抱着胳膊，面无表情地盯着烧烤架上的秋刀鱼。

听着小毅的经历，余子诗和磊哥羡慕极了。老板娘打趣说，余子诗可以花点钱和小毅假结婚，等拿到绿卡再离婚也不迟。

余子诗是个高挑漂亮的姑娘，她性格爽朗，英语也好，经常拿餐厅的老顾客们开玩笑。那些白人大叔也很喜欢她，每次来吃饭都“honey”、“sweetie”地叫。

可小毅却把头一甩，说自己不缺那点钱，没必要把自己搞成二婚。

“可是，你之前说你根本不是信徒，这不是撒谎吗？”我低声问小毅。

大家一起向我投来了鄙夷而惊讶的目光。

老板娘说，好多人都是这样拿到绿卡的，没有高学历没法拿工作签证，又没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移民，就只有两条出路: 结婚移民或者政治庇护。

移民成功的小毅在专为难民设置的社区学校读书，课余时间来中餐馆打工，每月可以赚4000美金左右的送餐费和小费。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丰田车，又用父母给的钱买了卡地亚的手镯。

他说，即便是送餐，他也要做个体面的送餐员，那些点外卖的美国佬不见得买得起他手上的镯子。下一步，小毅打算把丰田换成宝马，“开着宝马去送餐，看谁还敢因为我英语差而小瞧我”。

他得意洋洋，说家乡的同龄人老羡慕自己了，不仅在美国免费读大学，还可以合法地挣“绿票子”，而那些读了大学的人，日子也不见得比他好过。

一天，我又去吃“中餐”，发现余子诗不在，而其他人都背后议论她。

磊哥说，余子诗又“钓”到了一个美国佬，不知这个美国佬会不会像之前那些人一样，花着她的钱跟她同居，过一阵子就分手。

当老板娘得知这个美国人已经年近半百，就说余子诗终于开了窍：“她之前找同龄的，人家哪能为了钱跟你假结婚？想要爱情与绿卡兼得，不容易。”

小毅则满脸鄙夷，说余子诗之前脑子发昏找了个“老墨”（墨西哥人），想着拉丁美洲移民通常比较穷，会为了钱和她假结婚。但没想到却被这个“老墨”给骗了，对方的美国护照是在黑市上买的，“专门骗余子诗这样的女孩子”。

余子诗是这家餐厅里唯一的年轻女孩，我俩有不少共同语言，之前她得知我用的都是平价护肤品，还硬塞给我几瓶贵妇护肤霜：“都是别人送的，我也没花钱的，你别推辞了，不要白不要。”

熟悉之后，我加了余子诗的Facebook，翻开相册，竟看到了好多衣着暴露的照片——她趴在酒店的大床上，穿着露背的紧身裙，朝着镜头回眸一笑。此外，还有好多她挽着不同肤色的大叔在酒店拍的照片。

看着她的笑脸，我心里不是滋味，再见余子诗，她又要送我东西，我说什么也不要，还让她把这些东西挂在微信上卖掉换钱。余子诗急得要跟我翻脸，说富二代留学生的圈子她混不进去，跟餐厅里的人也聊不来，就只有我这一个朋友。

“但是，你还是没有让我知道你费尽心机拿绿卡的事啊！”我说，“你那么年轻，就算没办法在美国找工作拿工签，也没必要这样折腾自己吧。那些人，有哪个是真心对你好的？绿卡就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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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诗这才吐口，说自己的学生签证早已过期了，她本该趁着I-20（是美国学校发给外国学生用来申请签证好进入美国的通行证）过期之前就续办的，但那时她正在拉斯维加斯旅游，忘了这回事，等想起来时，I-20已经过期一个月了。

按照规定，签证过期，余子诗必须出境重新申请。可一旦出了美国，移民局一定会看到她曾在美国逾期居留了一个月，可能会认为她有移民倾向，从而拒签。

于是，余子诗只能“黑”下来，而且要尽快解决身份问题。

想留在美国，不是没有捷径可走。年轻貌美的余子诗想找一个美国公民，付给对方一笔钱办理假结婚，拿绿卡后再离。

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首先，她找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收入稳定且依法纳税的人，因为政府需要看纳税单；其次，就算对方答应假结婚，她申请绿卡的时候必须要证明他们早就认识并相爱，而且共同居住过，为此，她要提供双方共同的住址，双方的燃气业务以及宽带业务等证明，否则，移民局的人会识别出假结婚，那她可能会因为“欺骗美国”而被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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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余子诗就只能“全面撒网，重点培养”了。

她暗自观察那些异性顾客们，先从穿着和给的小费数额判断他们的收入状况，再凭着聊天技巧筛选出可以“钓”的对象，争取发展为恋人。

那些白人看到漂亮的亚洲姑娘主动搭讪，自然来者不拒，但是真正相处起来谈何容易，很多人都是图一时新鲜罢了。更有甚者，早早看穿了余子诗对绿卡的渴望，先答应一起居住，让她承担大部分花销，等她要求结婚时，要么表示自己压根没有结婚的意思，要么就是穷鬼一个，拿不出税单。

“你当时说小毅不诚实的时候是那么义正辞严，我怎么敢让你知道我想假结婚拿绿卡？”余子诗说，“虽然你从没说过小毅什么，但我知道你是看不起他的，我怕你像鄙视小毅那样鄙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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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诗出生在潮汕地区，她父母接连生了5个女儿后，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

她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被灌输“长姐如母”的观念，她很早就知道父母将来一定会逼迫自己供小弟读书，给小弟买房。余子诗高中毕业后，父母就要她去工厂当“厂妹”，以后再嫁个本地人，好拿彩礼给弟弟买房结婚。

看不到未来的余子诗决心离开家乡，跟老乡一起以劳务输出的身份去了泰国，到了泰国后，她又攒钱申请了美国南加州的一所语言学校。

当时，美国移民局对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出勤率的要求还不像现在这么严苛，余子诗就趁着课余时间到处找工作——学生签证持有者是不能合法工作的，一旦被移民局发现，雇主会面临很大的麻烦，学生也可能被遣返。

但无依无靠的余子诗为了活下去，只能铤而走险。

听说华人餐厅有“黑工”可以打，她就打印了厚厚的一沓简历去碰运气，可这个小城市总共就只有几家华人餐厅，而且相隔很远，她每次出门前都得提前研究好线路——小城的公交系统很落后，如果错过一趟车，就只能在路边再等半个钟头。

为了显得和其他找工作的人不一样，余子诗还煞有介事地在简历里写自己曾在泰国摆过地摊，编造了在泰国餐厅打工的经历。然而，华人餐厅的老板通常都很冷淡，简历都不愿意翻，也丝毫不会因为“同胞”的身份而多看她一眼。

几经碰壁后，余子诗的一个越南同学伸出了援手，说他打工的那家华人餐厅要招服务员，自己可以带她去试试。

那家餐厅位于本城最大的亚洲超市旁边，主打菜是台湾卤肉饭和单人小火锅，生意火爆。那天下午6点，余子诗带着简历过去，晚间用餐小高峰刚刚开始。

餐厅老板娘是个台湾女人，年近50岁，看上去很有气质，她没有看余子诗的简历，也没有问工作经历，而是直接拉她进入自己的休息室，说可以把这个工作机会给她：“不过需要免费试用7天，如果通过了考察，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

余子诗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流出来，都没有问时薪和工作时长，撸起袖子就往大堂走去。餐厅一共有8张桌子，服务员都是亚洲人，2个韩国男生、1个泰国女孩还有那个越南同学。

余子诗学着他们的样子服务客人，时不时问正在就餐的客人需不需要在火锅里加汤，需不需要续杯饮料。厨房铃声一响，她就一路小跑，用托盘端起“咕嘟咕嘟”的火锅，笑着朝顾客走去。

直到深夜12点，店里的工作才结束。公交车已停运，余子诗不敢跟老板娘说自己没有车，怕她觉得自己以后容易迟到。好在老板娘看出了余子诗的为难，便开车送她回家，还说以后每天晚上都送她回去。余子诗觉得自己遇到好人了，感激不已，满心欢喜。

此后，余子诗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就去餐厅打工，忙到深夜12点多是常态。

在她试工的最后一天，老板娘召集服务员们开会，表扬了余子诗的努力，又从包里拿出50美金奖励她。在众人的掌声中，老板娘突然脸色一变，说餐厅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暂时不招新员工，但还是感谢余子诗的辛苦努力：“以后我会帮你留意附近餐厅的工作机会。”

余子诗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和善”的同胞耍了。后来，越南同学告诉余子诗，说在她之后，老板娘又陆续找来几个日本留学生“试工”，也是一样的套路，就是吃准了打黑工的留学生不敢找她的麻烦。

有时候，余子诗会忍不住细想，那个越南同学是否早就知道了真相，但为了从中获取“介绍费”，跟老板娘合伙骗了她？但她也懒得深究了，万一戳穿，怕自己心里更不好受。

从此，余子诗对餐饮这行死了心，转头去泰国人开的按摩店和越南人开的美甲店碰运气。她在一家按摩店做前台的时候，偶然认识了磊哥，之后又在磊哥的介绍下，找到了现在Panda Express接听订餐电话的兼职工作。

余子诗的父亲对大女儿在美国的艰难求生一无所知，只从老乡那里听说余子诗“心很野，是做大事的人”，就以为她在美国发了财，时不时问她要钱。余子诗告诉我，她已经铁了心，“哪怕‘黑’在美国，也绝不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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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她这么多故事，我一时语塞，有些同情她，又不想让她察觉。

我问她，为什么不找一个正经男朋友结婚？她没有回答，反而催我快点结婚、申请绿卡——那时候，我的男朋友是美国公民库克。

2012年，库克来中国留学，我们在大学里相识相恋。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库克经过大学城的一座天桥时，看到好多人围在一起，于是也过去凑热闹。只见人群里，一个挺胸叠肚的中年醉汉正揪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往天桥护栏上撞，那女人动弹不得，发出凄厉的叫声。

围观的人看出他们是夫妻俩，不敢上去阻拦，有人拍照，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在报警。库克一个箭步冲上前，扣住了男人的手腕，大吼道：“你居然在街上打女人，你不知道男人不能打女人吗？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你打女人算什么？”

男人定睛一看，有个白人敢拿英语吼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和库克扭打了起来。女人被放开了，看到自己老公被打，也开始掐库克，三人顿时扭打成一团。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

等到了派出所，警察先表扬了库克的正义感，接着就问他，明明可以报警，为什么要选择当街打人？库克一听就愤怒了，问道：“如果警察不能及时赶到，女人被扔下天桥怎么办？”

警察无言以对，只好说这是人家夫妻俩的家事：“你看你本来好心帮忙，结果却被‘男女混合双打’，多不好。”

库克更气了，认为警察在为家暴男说话，于是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纠缠了半天。

那时，中国正在打击“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库克因“寻衅滋事”被拘留了3天，学生签证也被吊销了，因此只能返回美国。我之前就有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所以库克回国后，我也很快来到了南加州的这座小城。

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库克吸食大麻。

这让我感到十分痛苦，那时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总觉得自己为了他从太平洋的另一端飞过来，他就应该听我的话，戒掉大麻。但库克不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里吵架。

库克向我求婚，我还是以“戒掉大麻”作为前提条件，结果，我们又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拉锯战。

余子诗得知此事，骂我“死脑筋”，说完全可以先把绿卡拿到手，后边不开心还可以离婚，“我还巴不得有美国公民向我求婚呢！”

我有精神洁癖，觉得为了一张绿卡就把自己搭进一个有问题的婚姻是愚蠢的。

可余子诗说，小毅和磊哥也觉得我很傻，小毅说我是“读死书读成了个蠢包，放在眼前的绿卡都不知道伸手拿”。大厨听了这话，开玩笑说他可以给库克一笔钱，以同性恋的名义结婚，这样他就不用因为没有身份在这家餐馆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还要低的薪水了。

当年，大厨来美国办的是旅游签证，他赴美之前就联系上了一个老乡——餐厅的老板，敲定了工作。过了海关后，他立刻撕毁了自己的中国护照，彻底“黑”在了美国。

可是，美国于他，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每月，他只能休息一天，每天要从早8点忙到晚上11点以后，没有客人点餐的时候，还得负责洗菜、切菜。

因为没有“身份”，他也不可能有银行卡，老板每月只给他发3500美金现金，他再托人通过“西联”给国内的妻儿汇3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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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再去Panda Express吃饭，磊哥也加入了“游说阵营”。

他说他相信我有“美国梦”，“在美国不用吸雾霾，不用拼尽全力做房奴，更不用呕心沥血为孩子争一个相对不错的学区。而且美国除了医疗消费以外，其他的消费都很划算……”

得知我和库克关系紧张后，他也劝我不妨先答应结婚，等永久绿卡到手之后再离，然后再找他这样需要绿卡的人结婚，“一次收他个10万刀，比在国内老老实实工作划算多了”。

我说婚姻是神圣的，我只和合适的人结婚，并希望这段婚姻能永远走下去。

磊哥见我不开窍，又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小毅正在和一个越南女孩“谈恋爱”，余子诗得知此事后，忿忿不平，觉得小毅这是“便宜了外人也不便宜自己的同胞”。

其实，小毅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盘算，他觉得跟自己“结婚”的越南姑娘低眉顺眼的，不像余子诗性格那么“虎”。再说，余子诗是同胞，让她承担两个人的生活费，他有点不好下手。

我仍说，我知道美国有美国的好，可还是不想为了一张绿卡和有问题的人结婚又离婚：“我宁愿找一个能和我白头偕老的人，一起在中国吸雾霾。”

磊哥愣了一下，摇摇头，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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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磊哥讲，Panda Express餐厅里是有一条“鄙视链”的——

老板靠老板娘获得了身份，因此老板娘处处压着老板一头；老板看不起通过歪门邪道获得绿卡的小毅；小毅看不起衣着寒酸的大厨；大厨有技术傍身，看不起做杂活的磊哥和“钓鱼”的余子诗；余子诗和磊哥又看不起傲慢的小毅和英文单词都不会说的大厨。

而他们，集体鄙视我的幼稚和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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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哥是东北人，也是小毅的发小。他听说小毅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非常羡慕，大学毕业后就申请了美国的一所“野鸡大学”，通过学生签证来到了大洋彼岸。

从“野鸡大学”毕业后，磊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没办法拿到工作签证。

在小毅的介绍下，只有学生签证的他才有机会来Panda Express打黑工——在美国，亚洲人开的餐厅基本都有学生和“黑”在美国的人非法就业，华人老板胆大，他们开的餐厅更是打黑工的重灾区，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

送餐员磊哥和小毅是没有底薪的，全靠小费过活。好在餐厅不远处的海军基地住着很多大兵，他们酷爱中餐，小费也给得阔绰。

每天一大早，磊哥就来到店里，先把可乐机加满冰，再和大厨一起把圆白菜切成细丝。午间用餐高峰期，老板娘负责收银，磊哥就和老板一起给客人盛饭盛菜。

忙完已是下午3点，磊哥就从没有卖完的食物里随便盛一碗吃——左宗棠鸡、egg drop soup可以随便吃，但价贵的大葱炒羊肉和椰子虾是万万碰不得的。一次，磊哥实在馋不过，夹了两只椰子虾，转头就看到老板娘正板着脸盯着他。

吃完午饭，终于可以短暂地休息了，可老板娘总是把一大袋子土豆放在磊哥面前——不消说，磊哥很多次的lunch break就在削土豆中度过了。

平时，老板娘对谁都一脸笑，看上去是个开朗的人，实际上很会算计。美国劳动法规定，员工如果单日工作量超过12小时，超过的时间应该付双倍工资，而且员工有权拒绝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

但老板娘对此嗤之以鼻，经常面带微笑地叫大家加班、帮忙打烊，却丝毫不提加班费的事。她总拿卖剩下的菜打发人，还要把椰子虾提前挑出来留给老板。

到了圣诞节前后，南加州的天气不再温和，磊哥不习惯喝冰水，就从大厨那里学到一招，接杯冰水放进微波炉里转几圈再喝。一天，他接了杯冰水，发现微波炉的电源不知何时被拔掉了……

而这样的小事，举不胜举。

磊哥说，他时常会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旧社会的长工。

他怕自己一辈子藏身于一个小餐厅内受人剥削，自己好歹是个学IT的大学生，却被目不识丁的厨子鄙视，但一想到自己在老家是被父母夸耀的对象，就又咬咬牙，挺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

2014年，我与库克已经分手。研究生毕业后，我让国内的老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去Panda Express吃了最后一顿“中餐”，顺带跟老朋友们告别。

当时，小毅已经在联系朋友做“见证人”，准备和越南姑娘申请结婚。余子诗不在，听说她又陪一个白人大叔旅游去了。我跟老板夫妇和大厨客套了几句就准备离开，可磊哥坚持要我去隔壁的Coffee Beans跟他再坐一会儿。

一坐下，磊哥就说，他羡慕我的洒脱和真实，“可惜我自从踏上了这片土地，洒脱和真实就已经不属于我了”。

他说他实在受够了在Panda Express的打黑工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还差”，还要忍受老板娘“比鬼还难看的脸色”。有时候，他也想干脆回国算了，好歹还有稳定的生活，但这个想法往往还没有成形，对未来的恐惧就后来者居上了。

一想到回国就要面对父母的失望、周遭人的耻笑，以及高房价，磊哥就又觉得还是美国好，毕竟中年人不买房也不影响子女入学，相比起收入，物价也低。

他一直在偷偷观察大厨炒菜，发现美式中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荤菜无外乎加酸甜酱和番茄酱，炒面炒饭就是往里下入玉米粒罐头和豌豆罐头以及红萝卜丁——或许再咬咬牙、坚持住，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开一家餐厅。

离别时，我拥抱了磊哥，对他说：“你也有选择真实洒脱的自由，你还有机会。”

磊哥没说话，把我抱得更紧了些：“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开自己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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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在广州一家培训机构的国际部任职，每日的劳碌以及和学生的斗智斗勇都让我感觉踏实，美国的一切似乎都与我渐行渐远。

我时常翻看磊哥和余子诗的朋友圈，有时打开对话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通过朋友圈，我知道磊哥依然在那家“野鸡学校”挂着留学生的身份，还在给Panda Express打杂送餐。余子诗的朋友圈跟她的Facebook主页截然不同，她规规矩矩地做代购，每日更新奢侈品打折的信息。

我工作刚满一年的时候，磊哥忽然发来微信问我借钱，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有多少要多少。

我心里一惊，打语音电话跟他聊。磊哥说，自己被骗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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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过年，磊哥请了几天假，买了机票去纽约玩。在洛杉矶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认识了坐他旁边的中国姑娘。姑娘跟他一样，也是国内本科毕业就来到美国，几经辗转，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小的美甲店。

磊哥眼前一亮，觉得找到了知己，一路聊起刚来美国时的艰辛，以及在华人餐厅吃过的暗亏。两人越聊越投机，一下飞机，就互加微信。

磊哥忽然觉得纽约的冬天不冷了，用他的话说，“第一次觉得就算在异国他乡，心里也老乐了”。

接下来的一年，磊哥除了送外卖时不能看手机，其他时间要么在和这个姑娘聊天，要么就飞往纽约去看她。恋情稳定后，姑娘告诉磊哥，她和一个白人女同性恋在拉斯维加斯领了结婚证，拿到了绿卡，她们约定过段时间办离婚。

姑娘还暗示磊哥，说她的绿卡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磊哥当即表示，以后结婚了，他也会像热恋期那样宠爱老婆。听多了肉麻话的老板娘打趣说，磊哥这次怕是要“躺着就把绿卡拿了”。

我问磊哥，借钱是不是要给那姑娘、好跟她结婚？结果磊哥沉默半晌，说：“滚犊子吧，那女的就是个骗子，她骗了我12万美金。”

具体的细节磊哥不肯说，只说自己不敢报警，怕警察追究起来发现他在Panda Express打黑工。他怕自己被遣返，更怕给老板夫妇带来麻烦，“老板夫妇也是花了老多心血在这家餐厅上了”。

然而，老板夫妇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们从小毅那里听说磊哥被骗，私下一合计，怕磊哥报警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赶紧把他给解雇了。于是，几乎身无分文、居无定所的磊哥只能在中国朋友那里轮流居住。

恰在这时，磊哥的父亲突发脑中风，想让儿子回国一趟，话里话外还催着他结婚。

磊哥怕回了国就再也不能去美国，也怕父母得知他的窘境，就谎称自己找到了大学助教的职位走不开。之后，他到处借钱打给父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美国挣了不少“绿票子”。

那时候，我手头也不宽裕，但还是把为数不多的积蓄打了过去，只给自己留了2000元。在以后的日子里，磊哥很少发朋友圈了，我几次发信息给他，也不见回复，我甚至以为他想不开，寻短见了。

///

到了2016年的圣诞节，磊哥突然打语音电话跟我聊天，说自己已经毕业了，申请到了OPT。（OPT是F1签证持有者在毕业以后申请的专业实习期，为期1年，申请到OPT后，可以寻找所学专业相关领域的单位实习，拿到移民局发放的工作授权证书后，才可以全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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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南加州的那座小城，他通过2个月的培训学习和3门考试，在洛杉矶的一家赌场里做起了发牌官。他原以为发牌官福利高、小费多，还不用出力干活，没想到并非如此。

他工作的那家赌场里亚洲人最多。韩国人跟“老墨”一样，是出了名的吝啬，经常为一点点小费跟他纠缠；日本人倒是礼貌温和且安静，每句话都带“please”，但给的小费却不多。

近些年，来赌场的中国老年团增多，他们看到发牌官里居然有中国人，就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总是到磊哥那一桌玩，还把为数不多的小费塞到他手里。

在赌场工作，免不了上“大夜班”（凌晨2点到早上10点），磊哥发现自己下班以后总是难以入眠。长期上夜班就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可是，除了发牌和送餐外，磊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十分迷茫。

磊哥说，他时常觉得难受，洛杉矶那么大，却没有知心好友；朋友那么多，却没有时间跟他们喝酒撸串。

自己明明有女朋友，却总觉得她“远在天边”——那时，磊哥又和一个华侨女孩谈起了恋爱，女孩在旅游公司工作，经常带国内的团游遍整个加州。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相处时间极为有限，磊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女友结婚。

他是家中独子，父母早些年还不怎么过问他的婚事，现在已经“明晃晃地催婚了”。

这都使他觉得更加孤独——再看看小毅，人家早就和越南女孩结了婚，还发展出了爱情，连孩子都生了，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拿“绿本本”（美国护照），磊哥愈发觉得自己就要“完犊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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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磊哥，当初怎么没有听小毅的建议谎称自己受到迫害申请政治庇护？

磊哥叹了口气：“那时候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觉得不能因为一张绿卡就出卖自己的国家。我后来不是没有后悔过，觉得原则和信义不值钱，反而是钻空子的人最吃得开。”

不过，他又话锋一转，说自己已经想通了，那些靠撒谎获利的人，其实也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可信，等于是失去了别人的尊重。

“当然了，在他们看来，什么尊重不尊重的，哪有绿卡那么实在。”

见磊哥没有挂电话的意思，我就没话找话问起了余子诗的近况，磊哥说余子诗已经顺利“染绿”（拿到绿卡的戏称），各种缘由不用说，我也该懂。

磊哥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自己已经开始相亲了，工作也做得不错，还得了国际部的“杰出贡献奖”。

聊完这些，我忽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不知接下来该问些什么。

经过工作的“洗礼”，我明白每个人都是在按自己觉得对的方式生活着，我早已没有了当初面对余子诗时的道德优越感，开始为余子诗“染绿”而高兴，心里却有些失落。

磊哥说，他在美国已经蹉跎了5年，IT专业出身的他，早已没有了归途。而我再也无法像当年一样抱住他，跟他说“你还有机会选择真实和潇洒”。

2020年初，美国爆发新冠疫情，磊哥跟我说，他飞累了，想回家了。

我问他怎么忽然就想回来了，他说他父亲年前再一次脑中风，他母亲每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很受罪。

跟病床前的母亲视频时，磊哥忽然发现，自己在外漂泊多年，父母从没有跟他索取过什么，自己这么些年都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活着，现在梦已经实现，却发现自己始终是个异乡人。

我问“梦已经实现”是什么意思，磊哥笑我明知故问。我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他怎么拿到的绿卡。

磊哥不置可否，“就那样拿到的呗”。我看他不想说，也不好意思再问“就那样”到底是“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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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地问磊哥，他到时候是自己回来还是一家人回来，他说他还是一个人，要我不要笑话他这么多年后依然两手空空。

磊哥说，余子诗结婚后就和他断了联系，他偶尔和小毅一家视频聊天，听小毅说，Panda Express的大厨都回国好几年了。

关于回国后的打算，磊哥说，自己已经不可能进入IT行业了，国内生意也不好做，他准备先做个滴滴司机，稳定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问磊哥，在美国漂泊这些年，最后还是选择回来，会不会舍不得千辛万苦拿到手的绿卡。磊哥沉吟半晌，笑着说：“想明白了，我现在潇洒不起来，但是我可以选择真实。”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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