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很可能成为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随后的前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政治最混乱的一年。

然而，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更血腥。

2019年在各大洲引发全球动荡的情况不太可能消退。相反，在全球经济放缓、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不满的情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可能会恶化。

华盛顿是破坏者

简而言之，世界陷入一片混乱，而特朗普政府放弃美国作为稳定力量的传统角色，使这种混乱变得更具威胁性。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华盛顿在放弃国际协议方面是个破坏者。这些协议包括:《巴黎气候变化协定》(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前身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旨在开放亚太贸易。美国还退出了冻结伊朗核野心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美国退出全面协议，并再次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进一步破坏了这个全球最不稳定地区的稳定。

所有这一切，乃至更多，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尚未解决的贸易冲突，几乎可以肯定，到2020年将会削弱已经脆弱的全球秩序的支柱。

一场不断演变的美中技术战争和技术脱钩的风险，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

这个世界比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糟糕

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困境仅限于政府、董事会和国际贷款机构的办公室。

由于饱受打击的金融界接受了监管框架失灵的现实，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动荡。

2019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利益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同时人们对民主模式的信心也在动摇，这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所依据的假设构成了挑战。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和黎巴嫩的贝鲁特等地，当地的不满情绪正在推动反对既定秩序的抗议活动。地方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如果说有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民众的不安，那就是人们觉得自己没有分享全球经济长期扩张带来的好处。

今年1月，乐施会(Oxfam)报告称，全球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人口的一半。

2018年，亿万富翁的总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约合36.6亿澳元)，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8亿人的相对财富每天减少5亿美元。

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再也不可能有人认为，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经济增长模式会让所有人受益。

不平等和愤怒

有些东西必须放弃。

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亨利·凯里承认，造成目前席卷全球的局部骚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他也指出了共同的特点。他写道:

在这一全球浪潮中，每一次抗议都有其本地的动力和原因。

但它们也有某些共同特征:受够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腐败和经济增长缓慢，世界各地愤怒的公民正要求结束腐败，恢复民主法治。

凯里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观点，即随着世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过度拥挤的城市正成为全球动荡浪潮的中转站。

1950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纽约大都会区和东京。如今，这样的特大城市有25个。

世界上有77亿人，其中42亿人，即55%住在城市和其他城市住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50年，另外25亿人将进入贫穷国家的城市。

换句话说，贫困、黑帮犯罪、贩毒以及与城市贫困环境相关的所有其他问题将变得不那么容易控制，因为城市中过度拥挤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其中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城市贫民窟。凯里写道:

(过度拥挤的城市居民点)通常缺乏卫生设施、干净的饮用水、电力、医疗设施和学校，而市政府对此不予理睬。从基多到贝鲁特，这么多生活在机能失调和危险地区的人被极端边缘化，已经演变成致命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有着世界上最慢的经济增长和最明显的不平等的拉丁美洲在持续时间最长的暴力抗议中爆发，这并非偶然。

在智利，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演变成连日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因安全问题而被取消。

在玻利维亚，长期执政的民粹主义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因城市骚乱被迫下台。

在海地，针对腐败、就业不足和极端贫困的抗议活动已使国家运转瘫痪数月之久。

在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由于地方腐败和政府未能提供基本服务，动乱几乎没有得到遏制。

在中东，情况也差不多。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因民众对生活成本上升、就业机会缺乏、工资停滞不前和腐败日益不满而被迫下台。

在伊拉克，针对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血腥抗议导致总理阿德尔•阿卜杜勒•马赫迪(Adel Abdul Mahdi)辞职，该国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可能重新爆发内战。

在伊朗，反对经济紧缩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天，但却被一个正在对抗严重制裁的政权残酷镇压。

在中东的其他地方，埃及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政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因是人口爆炸和贫困。约旦最近也发生了抗议经济困难的事件。

利比亚因内战而分裂，内战导致寻求庇护者穿越地中海，主要逃往意大利。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该国反移民的紧张局势。

在法国，民众抗议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试图解决该国经济困境的努力，但没有显示出任何缓解的迹象。

在欧洲其他地方，骚乱几乎没有得到控制。在西班牙，数万名加泰罗尼亚独立抗议者走上巴塞罗那街头，与马德里进行紧张对峙。

在俄罗斯，反对官员腐败的零星示威已经成为一个特征，就像在前苏联的其他地方一样。

在东欧，象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专制政权带着与不满的人民对抗的种子。

在非洲，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很明显。

南非正在努力应对难民潮带来的巨大经济挑战，大批下层阶级在主要城市边缘的城镇安营扎寨。

气候变化引发社会动荡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引发的动荡是一个共同特征，对各国政府来说，这种动荡可能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在澳大利亚，在这场可能被证明是自白人定居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中，气候的动荡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不管公平与否，人们认为政府对气候问题漠不关心。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一项针对抗议活动的研究中发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多边主义盛行，全球GDP增长，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稳步下降。

矛盾的是，这个时代也播下了当前挑战的种子。在贸易壁垒降低的推动下，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了全球GDP的增长，但也导致了许多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生计的混乱。研究得出结论: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大关键力量展开了较量:第一，大西洋两岸的强大民主国家(西方领导的秩序的堡垒)在国内面临政治动荡和本国政府自由品质的倒退。

其次，民主国家发现自己在国际上输给了决心打破这些民主国家对国际秩序特征的控制的威权国家。

在全球动荡之际，美国政府向威权独裁体制让步，而西方的稳定领导几乎是更有必要的。

来源：The Conversation

Michael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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