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多数地区不久后将迎来阴冷的冬季。对各所高校来说，比寒冬更冷的是疫情下艰难的生存状态。而新洲本地的学生，也面临着无法选择去自己心仪的学校的问题。

据媒体报道，500多所新州学校的招生数量超出了新引入的配额限制，有些学校不得不减少近1000名学生的招生。

此次招生配额的计算是基于学校永久建筑的容量得出的，不包括可拆卸建筑。数据还显示，上百所学校的学生数量远低于配额，有些学校的学生数量仅为永久建筑可容纳学生数量的20%。

新州教育厅数据显示，Carlingford Public School的学生数量超额近1000人，而Castle Hill High的学生数量则几乎是900人配额的一倍。

位于Rouse Hill的Iron Bark Ridge Public、Penrith附近的Ropes Crossing Public以及Meadowbank Public School的学生数量是永久建筑可以满足的学生数量的三倍。这三所学校将减少三分之二的学生。

Cherrybrook Technology High则超额500多名学生。备受欢迎的Matthew Pearce Public School则需要逐渐减少大约800名学生。

在有些情况下，人口过多和人口过少的学校在同一个城区。North Kellyville Public还可以容纳600多名学生，而Kellyville Ridge Public则需要减少近500名学生。

校长们被告知，如果因为学区外招生而超出了限额，他们就无法再获得额外的可移动教室。已经注册进入学校的学生可以留下来继续学习，但接近或超出招生限额的学校将只可以接受当地学区内的学生，但校长们获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征求当地总监的意见招生。

此次的招生配额限制旨在解决有些学校招生过多而其他学校教室空荡荡的问题。有些家长会在学区外寻找学校。

小学校长协会会长Phil Seymour表示，需要减少招生的学校将通过自然损耗的方式来完成。“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不再会招收非当地的学生了。”

这一对招生配额的限令导致很多家庭都陷入了焦虑，他们担心这会不得不让孩子们分开，在不同的学区和学校读书。

“因为政府没有在需要的地方建设新的学校，新州的各校都逐渐出现了过度拥挤的问题。”

新州教育厅一名发言人表示，学校的招生配额与容量是一样的概念。政府也不会对学校可以招收的本地学生数量做出限制。“新州公立学校足以容纳当地的所有学生。”

如果一家中有兄弟姐妹要一同就读、或其它的特殊情况需获得许可。

新州教育厅的这项政策旨在解决一些受欢迎的学校学生人数严重超标，而另一些学校的教室却空置的问题。

反对党教育事务发言人卡尔（Preue Car）说，新州的学校长期人满为患，是因为政府未能在需要的地方兴建新学校，而是将可拆卸的建筑向沙丁鱼罐头一样地建在操场上，“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

新州教育厅一位发言人则说，一所学校的入学人数上限与其可容纳的人数不同，一所学校可招收的本地学生人数没有限制。在持续稳定地增加入学人数的情况下，教育厅会在必要时增加学校的永久性设施或新建学校。

根据媒体报道，悉尼大学被挡在了联邦政府的保工薪水补贴（Job Keeper）计划之外。联邦政府堵上了补贴规则的一个漏洞后，悉尼大学大约7000名员工失去了领取补贴的资格。

薪水补贴计划规则修改后，所有的大学都需要证明其1月至6月之间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才有资格申领保工薪水补贴。而其它机构只需要在去年9月到今年4月之间任选一个月或季度。来证明收入损失。

规则修改前，悉尼大学是唯一有资格领取保工薪水补贴的高校。然而，联邦政府修改规则之后，被认为是针对悉尼大学，目的是将其排除在补贴计划之外。

澳洲创新研究大学联盟（Innovation Research Universities）负责人金（Conor King）说，财长已经对补贴计划进行了6次修改，每次都将漏洞砍在大学身上，最后只是让大学自生自灭。

悉尼大学校长斯彭斯（Michael Spence）在上月给教职工的信中曾说，该校今年损失的留学生学费大约高达4.7亿澳元。

今年2月，悉尼大学政治社会学家巴本斯（Salvatore Babones）曾批评澳洲高校、特别是八大名校过于依赖中国生源，在疫情冲击下仍不知悔改。他反对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些大学买单，因为这些收入丰厚的高校“理应为这样的危机做好准备”。

“澳洲八大名校不只是向中国出口教育服务，他们在依赖中国。但看上去这些学校不肯从中吸取教训。”巴本斯说。

澳洲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 ）估计，39家教育机构合计将流失大约2.1万份工作，高等教育行业将面临30亿澳元到46亿澳元的损失。

尽管学生数量下降，但联邦政府已经表示今年给高校的180亿澳元拨款数额不变。

面对过于依赖中国生源地批评，澳洲八大名校联合会会长汤姆森（Vicki Thomson）曾于今年2月说：“我不认为高校需要政府的救助，我们还没到关门的地步。”

悉尼一些大学正在为学生回归课堂而做准备，但同时也警告，在大教室里一起上课短期内仍不太可能实现。由于留学生无法返校上课，各高校损失惨重。

联邦教育部长泰安（Dan Tehan）此前曾表示希望在8月份开始的今年第二个学期看到大学生返回校园。他还表示，政府正在考虑豁免留学生的旅行限制。

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雅各布斯（Ian Jacobs）在给教职员工的信中说，校方正在制定分阶段、逐步重返校园的计划。“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会谨慎行事。”

悉尼大学校长斯彭斯（Michael Spence）说，他很希望在确定环境安全了以后再让教职工和学生重返校园，但在这过渡期间将会很棘手。“我想肯定要过一段时间人们才能一起上大课。”

斯彭斯仍对留学生会重新返校持乐观态度。他表示，不接受那些认为留学产业即将迎来末日的预言，并坚称澳洲对留学生来说仍有很大吸引力。“澳洲政府有效控制了疫情，这将让这里变得更有吸引力。”

澳洲高等教育行业在这场疫情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新南威尔士大学预计今年将损失6亿澳元，未来几年预计还会有更高损失；悉尼大学面临着高达4.7亿澳元的损失；悉尼科技大学预计今年将损失1.9亿澳元，取决于留学生返校的情况，该校预计明年和后年的损失在8000万澳元至2.5亿澳元之间。

虽然澳洲在控制疫情这方面的成功或许会成为吸引留学生的优势，但政府对澳洲高校的吝啬，或许会给高校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