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澳大利亚政府经济和政策顾问约翰-亚当斯

这位前经济政策顾问曾于今年2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经确定了经济大崩溃的七个迹象。那时，他曾敦促澳大利亚央行上调利率，防止澳大利亚不断膨胀的房贷泡沫破裂，从而达到先发制人的效果。他还呼吁政府限制发放福利津贴和税收减免等。亚当斯表示，他已经多年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力劝其在政府任职的昔日同事采取行动，但是之后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现在机会已经错失，而澳大利亚完全受到国际力量的摆布。

上周，亚当斯在接受采访时称：“早在2012年，我就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主张澳大利亚决策者们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行动，来处理澳大利亚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房贷泡沫，当时房贷泡沫已经比19世纪80年代或20世纪20年代的都要大，而后两个时期澳大利亚都曾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不幸的是，政府已经错失了‘采取举措有序解决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的时机。”亚当斯现在还将矛头对准了他之前所在的政党，认为最近的两任总理已经带着澳大利亚跳进了潜在的“经济灾难”旋涡中，而澳大利亚财长斯科特-莫里森还错误认为澳大利亚将面临软着陆。

“艾伯特和特恩布尔政府、澳大利亚央行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采取的政策举措完全是不合适的。我不认可莫里森的‘经济和房市面临软着陆’观点。澳大利亚央行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已经恶化，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经刷新纪录新高，达到了190.4%。由于澳大利亚决策者和决策机构的失败，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在过去六个月里激增，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越来越不稳定还将继续加大。数以百万计毫无准备的普通澳大利亚民众现在只能任由国际市场和外国决策者的摆布。澳大利亚历史就不乏数个‘相似情况导致经济崩溃，大量澳大利亚民众一无所有’的例子。”

有几十万人曾阅读过亚当斯提出的七个经济崩溃迹象，而现在亚当斯又提出了七个表明澳大利亚采取行动为时已晚的迹象：

1、货币政策收紧

全球货币收紧周期已经开始。例如，美联储于2016年12月、2017年3月和6月上调了短期利率，接下来它还将这么做。美联储还发布了一项新计划，预计在未来几个月正式实行，该计划旨在通过每月出售60亿美元国债和40亿美元抵押债券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每个季度美联储还会向上调整每月出售国债和抵押债券的规模，一直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每个月被缩小500亿美元或每年被缩小6000亿美元。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的官员们预期两国利率将在不远的将来上调。由于澳大利亚背负了处于纪录高位的外债，国际信贷成本的增加将通过银行系统传到给澳大利亚贷款者，尤其是那些只付息贷款和投资者贷款。

2、反向和平稳的收益率曲线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债券市场首次出现了反向收益率曲线。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在过去六个月基本保持平稳。一些市场分析师还预期2017年年底美国债券收益率曲线将变为反向的。反向收益率曲线被视为市场崩溃或广泛的经济衰退的市场指示器。

3、主权政府和企业违约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现象开始不断出现。例如，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违约案例的数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同期，美国被拖欠贷款和呆账转销的总额已经激增至14亿美元，这是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外，2017年5月，阿塞拜疆国际银行的债权人们被迫免除其20%的债务。

4、信心丧失及信用评级下调

2017年5月，著名评级公司穆迪将六家加拿大大型银行的信用评级下调，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拿大房贷和房价激增使得贷款者们更有可能遭受损失。同月，该评级公司还下调了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这是自1989年来的首次。2017年5月，标普下调了23家澳大利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评级，这是因为房价下跌和金融损失风险增加。2017年6月，穆迪投资者服务下调了12家澳大利亚银行的评级，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四家大型银行。由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应付账款高达145亿美元，标普和穆迪投资者服务下调了美国伊利诺伊州债券的评级，使得其评级仅比垃圾债券高出一个等级。尽管伊利诺伊州政府已经通过了一个新的预算方案，试图通过上调税收来增加收入，但是穆迪仍在考虑是否进一步下调其政府债券评级。

5、中国信贷隐忧

由于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现在采取了大力度的干预措施以收回流动性，降低金融风险，国际观察者们已经在公开讨论和中国4万亿美元规模的理财产品市场有关的问题。受干预措施的影响，2017年5月一年期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达到了两年高位4.3%。过去几年中国理财产品市场有了显著发展，其中不乏利用短期流动性购买长期资产的现象。有迹象表明理财产品中长期资产的表现比预期的差，从而导致短期债务被拖欠。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占了中国银行系统总规模的10%左右，而2006年和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仅占当时银行系统总规模的2%

6、虚拟货币价值大幅提高

过去五个月，虚拟货币产业经历了市值大幅增加的情况，这表明了投资者们都试图避开银行、金融市场和政府管控的法定货币。这种现象在日本尤为显著，在那里，由于日本央行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再加上2017年4月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日本企业和民众纷纷投资比特币。例如，过去四个月，比特币市值增长了近170%，而以太坊市值则增加了近2504%，此外，瑞波币市值增加近4025%，新经币增加了约3194%，莱特币增长了1236%。

7、声名狼藉的澳大利亚财政和货币政策

2017年至2018年特恩布尔政府预算方案、澳大利亚央行近来所做的决定以及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都未能解决困扰澳大利亚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和障碍问题。例如，支撑特恩布尔政府2017年至2018年预算方案的许多假设都很值得怀疑且不是当务之急的问题，其中包括了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非矿业投资、工资和家庭消费增长相关的假设。这就产生了一个重大风险，即澳大利亚政府将无法达成预期，在2020和2021财年实现预算盈余。更重要的是，尽管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推出了新的宏观审慎规定，澳大利亚央行在有缺陷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制定了超低利率，但是澳大利亚家庭负债总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仍攀升至纪录新高，达到了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