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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上涨的房价正在减缓各首府城市的经济生产率，使澳大利亚的住房状况陷入专家所称的“人权危机”。
南澳大学房地产和住房经济学教授利什曼(Chris Leishman)表示，悉尼等首府城市的房价高得惊人，迫使年轻购房者搬到离CBD更远的地方，在CBD的企业无法享有这些人的生产力和工作技能。
利什曼教授是澳大利亚住房和城市研究所(AHURI)新报告的首席研究员，于周四发布的这份报告题为《大都会、卫星城和乡镇城市规模、空间背景和经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报告显示，悉尼和其他首府城市飞涨的房价让年轻人负担不起，他们无法就近从事能赚到更多钱的工作。
利什曼教授说，“越来越多的统计证据表明，由于难以负担的住房和通勤时间长而导致的‘离职率’上升，已经影响到了悉尼、伦敦、多伦多和洛杉矶等城市。”
他还说，有证据表明，企业难以获得他们所需的员工，而他们所开出的工资又能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报告称，虽然其他首府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但悉尼的房地产价格遥遥领先，远远超出了平均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在今年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独立屋价格飙升了103,000澳元，中值达到1,309,195澳元。
过去一年，全澳房价中值上涨了81,438澳元，原因是低利率、待售库存短缺，以及大流行后促使人们购买更大、有更多空间的房子。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将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称为“人权危机”。新西兰的房价中值从2020年5月的62万飙升至2021年5月的82万澳元。
报告称，在新西兰，住房已不再是住所，而变成了一种“投机行为”。报告还指出，新西兰缺乏社会保障和经济适用房，对租户的保护措施不足。利什曼教授说，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没有比新西兰好到哪里去。
他说：“我认为，澳大利亚正面临一场(与住房有关的)人权危机。澳大利亚已经签署了住房作为一项人权的协议，联合国(为此)对澳大利亚提出了警告，因为它完全未能确保每个人都有住房。”
AHURI与科廷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的学者共同进行的这项研究建议，应该建设更大的城市或更多的卫星城，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或租得起房，这些城市与他们可以工作的首府城市直接相连。
利什曼教授说，生产率的提高与年轻员工留在岗位、获得晋升和加薪的能力直接相关。
他表示，“老年人是有经验的员工(更有能力住在市中心)，他们的个人生产率已经相当高，但他们提高生产率的能力很低。”
“年轻人的生产率增长很高，(高房价)让年轻人背井离乡，让他们远离创新和就业。”
利什曼教授还表示，尽管在大流行期间，许多人逃离城市，逃往乡镇地区，但这种从首府城市迁出的现象是否会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还有待观察。
“我认为未来会发生什么还不得而知，”他说。“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迁往乡镇地区，在家办公，但我们也看到公司正在限制这种情况，要求员工待在办公室里。”
“在家工作的人工作时间更长，但并没有真正提高效率。”
利什曼教授说，州和联邦政府在确保首府城市的经济生产力持续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不能管理好大城市的不经济（diseconomy），即高房价和长时间的通勤时间，将会降低生产率，并需要从经济生产部门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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