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遗传因素对于孩子的学业成绩是否真的存在影响。答案是肯定的。早在之前，研究人员在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受试者中得到了验证。

据估计，内在遗传因素对同年级学生的阅读和计算能力可造成50-70%的差异，剩下的部分则是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研究人员对内在遗传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来自家境不好的小孩和家境好的小孩相比，遗传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是否一致，会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场研究的结果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果内在遗传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即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相互作用，那么环境因素对小孩的影响势必因经济社会地位不同而存在不同差异。反过来，这样的研究结果所提供的指导意义则是，社会经济相关政策可对下一代的成就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报告的基础数据来自澳大利亚“全国评估项目 - 读写和计算(NAPLAN)”考试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社会经济水平，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小孩的成绩影响大体一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遗传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相互作用。但是，这一研究结果与美国的情况截然相反。美国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术和认知能力（阅读、计算和智力）受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之前的相互作用影响。

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越低，那么遗传因素对学生成绩差异的影响相对要小，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在双胞胎的试验中，这一点尤为突出。

因此，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不良环境影响所占比例越大，反之则反之。换而言之，贫困制约了遗传潜力的发挥。相比富裕家庭的小孩，家境贫困的小孩相对更容易受不良生活环境的影响。

但是，我们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不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即社会经济地位对遗传因素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样，很多国际性的研究均表明美国这种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模式不适用西欧国家和澳大利亚。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对澳大利亚是好事。在美国，小孩的内在遗传因素容易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和影响。

在美国，8.2%的家庭没有医疗保险，原因是他们交不起保险。相比之下，1/5的穷人没有医疗保险，而富人中这一比例仅为1/20。

在澳大利亚，仅有4%的人没有医疗保险。此外，是否投保和社会经济地位无关。

此外，对于同样严重的疾病去看全科医生在澳大利亚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但是在美国却存在限制。

众所周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往往和成绩不好存在相关性。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上述不同研究结果中，健康医疗政策方面的差异不容忽视。

美国有25%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定义：＜1/2平均家庭收入水平），澳大利亚的这一水平为28%。但是，如果将不同税制安排和其他政府支持因素考虑在内，这一比例变成了23%比11%。

换而言之，澳大利亚真正贫困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

研究表明，贫困对青少年的脑部结构存在直接的影响。那些家庭越贫困的小孩，其脑部认知功能和语言区表层相对要少。

澳大利亚倾向于集中式学校课程设置，而美国一直到近期才推崇统一的核心课程设置并尚未全面落实。因此，澳大利亚在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的统一程度更高，环境差异对班级和学校所造成的影响也就降至最低。

当然上文的阐述并不是要排除环境的能动作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对于那些天资不好的学生，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课程，采用特殊的授课方式帮助他们实现正常小孩的学术成绩。

本文强调的观点是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应坚持这样一个前提，即经济条件/社会经济地位不应成为发挥小孩自身内在潜力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