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殷盛琳

视频剪辑 | 张歆玥

编辑 | 王姗

2022年初，我们曾报道了天才译者金晓宇的故事（戳：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当时的他已经进入中年身处。来访者将他过往的经历来来回回问过许多遍：右眼因为童年的一场以外视物困难，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寒假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试图自杀失败后被父母养在家里，人生轨迹与大多数人产生了偏移。

事实上，那些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了。年轻时候的痛苦和青春本身一起过去了，他不断强调，自己已经50岁了——人生无从逆转，不可更改。

为期、读书、游戏、翻译，金晓宇在这些事情上面度过了漫长的时间。过去十年，他在家完成英、日、德多语言共计17本书的翻译。至于社会标准里的那些，毕业、结婚、买房，他说自己达不到要求，也不想重来。

如今，他只想着如何让生活延续下去，如何度过这个月，下个月，下下个月。如何与自己的病情保持平衡关系，如何在无数次觉得走投无路的状态里回过神来。

“一棵树上能开很多花，有的花会结果，有的花不结果，它就是人生。”

▎感觉

寄信人：D

金晓宇君，你好。这几天你受到了太多的关注，一定不胜其扰吧。我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好像时机不太对。但我们原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完全没有任何交集。要不是你骤然出名，我又怎会知道你的存在呢？我设想了很多....如果异地恋，你能来我的城市看我吗？如果不能，那我多久去一次杭州呢？

金晓宇君，我幻想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击中，我坚定地选择了你，你也坚定地选择了我，然后就像《美丽心灵》的男主所说的，你就是我存在的原因……假如你爱我，双向情感障碍算什么，你抑郁的时候，我就当你是因我抑郁，你躁狂的时候我就当你是为我发狂。我会把你所有的症状都解释为你爱我。当你正常的时候，我们就老夫老妻。当你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疯狂的恋爱。

这天下午，金晓宇终于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脱出身来，窝回到自己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坐在老旧书桌前，打开电脑处理积攒的未读邮件。近几年，除了已经摘除晶体、视物困难的右眼，他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无论是看显示屏还是看字典和实体书做翻译，时间久了眼睛会泛酸。为此，他把浏览器的页面显示比例放大到155%。打开邮箱后，他拜托我把邮件念给他听。

几封未读消息躺在列表里，分别来自媒体（约访）、出版社（约稿）和《杭州日报》的副刊编辑。她在邮件里告诉晓宇，有读者给他寄来了电子邮件（发到编辑的邮箱），准确说是一封情书。晓宇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听到这里，身体坐直了些，笑着说，“让她发过来，大家欣赏欣赏。”

他说这是自己这辈子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准确说有六封。来自一位40多岁的离异妈妈。对方在信中说，自己经济独立、财务自由，只是被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稿件打动，想要和晓宇进入一段婚姻。当然，如果担心自己觊觎财产，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或者只谈恋爱不结婚。在第四封信里，她又说，觉得晓宇目前最缺的是一个助理，她可以以交完社保后3000-5000的工资应聘。

父亲金性勇走进来，听了个大概，根据他86岁的人生经验判断，这位女士大概率是来骗钱的，他“不反对他们交朋友，但是要慢慢地来，一步一步走”，“一定要互相了解的时间长一点，不喜欢贸然，这个东西容易出问题”。

至于收到情书的感受，金晓宇说，“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感觉？没感觉了”。他沉默一下，重复说：“我都50岁了，马上就50岁了。”

追溯这种“感觉”需要往前倒数许多年，他20岁出头，从浙江树人学院肄业后，有段时间被妈妈介绍到杭州教育书店工作。在那里，他碰见过同样年轻的漂亮女孩儿，同事阿姨鼓励他勇敢去追，但他坚持认为只有有钱才可以追女生，“喝个奶茶都要钱”，他说，当时自己的工资全都上交给妈妈，连那个钱都拿不出来，最终也没告白，更没写过情书。

事实上，那时候他正陷入生活的泥沼，动弹不得。大学第一个学期寒假，他在南京一家医院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退学后，父母担心他彻底和社会脱节，推着他出去工作。在书店做售货员，他经常觉得时间漫长得难以打发，甚至不如去做纯体力劳动的搬运工。

到了现在的年纪，他对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处世哲学变成：“把自己保护好了谁都是好人”和“（生活的）关键是工作、赚钱，然后能赚会花这样就行了。”自己赚的钱，最开始交给妈妈，现在放在爸爸那里，平时他只拿很少一部分，放在门口柜子上的铁盒里，用来买菜。

很多人夸他显得年轻，完全不像已经50岁的人，但金晓宇能清楚感受到自己老去的踪迹。最先显露马脚的是体力，以前他能从家一路跑去之江饭店再一路跑回来，现在没跑多远就开始呼吸短促。还有虽不明显但必然生长出来的白发、越发浑浊的眼白、黯淡下去的眼神。

2021年12月23日，他出院回家，快进家门时，爸爸才告诉他：妈妈不在了。等他去殡仪馆时，妈妈已经是很多小格子里的一个了。他蹲在那里很久，直到爸爸说，好了，我们走吧。

他说，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如今只剩下爸爸一个了。如果没有束缚，随他的便，自己早就出去旅游了。也不知具体要去哪里，可以随便带本书出门，最好是日文的、薄薄一本，在外面看完了回来再翻译。

年轻一些时，父母极力将他往外推，他将自己关在家里，如今反而想要出去走走。但他现在走不开了。金性勇86岁，腿脚不便，走路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慢慢挪，晓宇和他一起出门，一般到小区外的公园，或者运河边，再远的话他怕父亲身体支撑不住了。

▎凝固的时间

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窗边的桌子前，手托着腮，就像往昔那样。是啊，在此时的我看来，那些都已成往昔了。
——《诱惑者》约翰·班维尔（金晓宇译）

从1988年至今，金晓宇在这栋老房子里度过了漫长的34年。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式，洗菜的水池同样用来洗脸，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有股陈腐的气味。直到表姐用扫帚从卧室的天花板上扫下来三处蛛网，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曾和蜘蛛共处。

某种意义上，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金晓宇的时间仿佛是凝固的。他以一种古典而自在的方式活在过去：他不知道时下最流行的那两款短视频APP。他从不打车，心情烦躁的时候出门溜达，就随机选一辆公交车，绕一圈再回去。偶尔，他会察觉到一些变化：十年以前，晓宇在一家叫做国美的实体店买过电脑显示屏，前几天他再去那儿，想换台主机，发现店里早就不卖台式电脑了，改卖汽车和家庭影院了，“弄不好可能还有3D的”。

△金晓宇的房间，过去许多年，他就在这里做翻译。

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听广播。以前听收音机，后来在手机上下载了央广网APP。他没有这个时代人们信息过载的焦虑，获取信息几乎全靠偶然——听的时候在播什么新闻，他就了解到什么。比如他知道双减，但那天的简讯没展开，他至今不知道这个政策具体指什么。他听过猿辅导的名字，以前天天打广告，却对它最近的变动一无所知。他让我帮忙在淘宝上下单一个CD播放器，想先在家自学西班牙语发音，如果再住进精神病院，就可以直接带书进去看了，电子类产品是不能带进病房的。

但在另一种层面，他的生命体验又极为开阔：因循要翻译的外文小说与传记书籍，他看过多部日剧，为了准确译出一些细节，他找来相扑比赛的视频。《嘻哈这门生意》书里涉及几百首嘻哈歌曲，那段时间，家里没完没了地播放音乐。塔可夫斯基的每部电影他都至少看过两遍，有些细节场景会反复观看。由他翻译的书籍被邮寄到各路读者的书桌前，触动着遥远的心灵。

△金晓宇的译作

高中历史老师小希是在班维尔的《诱惑者》那里结识金晓宇的。班维尔是爱尔兰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作品以表现生命的悲剧性以及存在的虚无性为主题。与众不同的叙述风格意味着翻译难度在提高，而金晓宇翻译的版本全文流畅，将人物的内心冲突更直接暴露在读者面前。

小希认为，与其他翻译者相比（如王睿、陆剑、戴从容等人），金晓宇的语言更加冷淡、直白，赤裸裸且带有锋芒。她猜测“一个能翻译出《诱惑者》的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丰富的，拥有对世界强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对未知的渴求以及对社会的思考”。

在网络上看到金晓宇的新闻后，小希再去回忆《诱惑者》，觉得故事的主角斯旺与金晓宇的人生彼此暗合。斯旺极具数学天赋，想通过数字本身探索世界与生活的模式，最终发现那只是一场幻梦。斯旺在英文中指的是“天鹅”，他放弃了自己的身份，从天鹅变成了鹅。“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身上的某些东西丧失了，只能每天重塑着自我，用零碎的记忆、感觉拼凑出一个新的自我。”她想，谁又会是金晓宇的“诱惑者”呢？是菲费利克斯（故事中一位长着狐狸似的脸的狡猾男青年，引导斯旺去做各种事情）亦或者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

但金晓宇说，关于内心的部分，是可以不与人交流的，承受就好了。“我总是把感情放在心里，有时候自己想一想，不表达。”

因为疾病，他在社区里是被特殊关注的人，2009年，晓宇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除了扔垃圾、买菜，晓宇很少出门。待在家里让他感受到自由，不用去上学和工作，也不用在意别人在说些什么。邻居龙哥以前常看到他的灯亮到深夜，直到看见新闻，才知道他是位译者，或许是在做翻译吧。

2021年10月，金晓宇再一次住院，那时他的母亲曹美藻躺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无法行动，也不能讲话了，父亲金性勇除了帮妻子喂饭、翻身，漫长的时间最多依靠三张报纸打发。这天，金性勇看到《杭州日报》的副刊「倾听·人生」栏目，忽然很想把儿子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照顾妻子的间隙，他开始写一封长信，分三个部分写下儿子的过往、英译、日译的经验，最后把五六张稿纸寄往报社。

等来回音时，妻子已经不在了，靠门的床空空荡荡，他把自己重新填了进去。但儿子金晓宇的故事借由网络传播，获得公众山呼海啸一样的回应。这个沉寂许久的家，忽然被拽入了热闹的新世界。

金性勇几乎不拒绝任何突如其来的到访，老年手机这几天总是响个不停。他的耳朵不太灵敏，把老式键盘机的声音开到最大。多年没联系的老家亲戚打来电话慰问，从未合作过的出版社看到网络上的新闻想要请晓宇翻译新书，几家影视公司的影视改编权竞争已经进入焦灼期，背着双肩包、蓄一撮胡子的男制片人率先从北京飞到杭州，把合同摆在了老爷子面前。社区书记带着志愿者们到家里来给金性勇免费理发，五六个人挤进小房间，快门、手机拍个不停。领导、更大的领导都来了，慰问父子两人的生活现状。做适老化改造的师傅赶来金家巡检厕所，策划方案，准备年后动工。

金晓宇的生活也被扰动了，不断与不同的人群合影，一回，他本来想挨着父亲站，被热情地拉到了画面的最中间。他也不拒绝，面色平淡。社区把所有媒体集中起来采访，在老年活动中心安排了圆桌，父亲、晓宇、社区书记、民警围坐在一起，底下乌泱泱一群记者和摄像机。问题一个个抛过来，父亲金性勇被晓宇推出来做“发言”，他自己坐在那里，头微微低垂，沉默着像个孩童。

△金晓宇和父亲金性勇一起接受媒体采访

▎绳索

妻子曹美藻去世后，金性勇的时间突然悬置了下来，晚上睡不着，他开始吃起安眠药。在此之前的五六年里，他习惯了作为这个家庭的照料者，日常生活的艰难由他承受着，每天忙着做饭、洗碗、收拾房间。

有时晓宇嫌他动静太大，会发脾气，他就赶紧回应，好好，我慢一点。“我��乖的”，他笑着说。他是晓宇的最佳翻译助手，帮他打印资料、纠错，最后用扫描仪扫描出来装订成本，再以金晓宇的名义寄到出版社去。出版社的编辑们并不知道，很多次的沟通都是由这位老人代替完成的。金性勇说，除了零星两个人，其他编辑都不知道晓宇的病情。

社区书记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金性勇是最苦的那个，如果换成旁人，遇到这种状况大概早就疯掉了。她记得，曹美藻生病越严重的时候，老爷子越会跟他们说，自己一定要坚持，如果他不坚持了那么整个家就没有了。书记说，只要老爷子自己能做的事情，从来不接受任何帮助，“有老知识分子的骄傲在那里”。大部分情况下，只有晓宇发病，他才会主动求助社区，“老先生有他的纠结，他舍不得晓宇去医院，但那个状况他又控制不了”。

之前，晓宇发病时，掰断过别人汽车的后视镜，快递员骑车经过，他将对方推倒，踢了一脚，对方断掉了牙齿。金性勇每次都是兜底的那个人：对不住，我儿子他有病，需要多少钱我赔给你。他对待晓宇的方式更像是对待小孩子。家里的客人要走之前，他会告诉晓宇，去跟人家打个招呼，告个别。吃完午饭的间隙，他会问，晓宇今天开不开心？对金性勇来说，看护好儿子已经成为生活的最大意义。

曹美藻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早就忘记了他。金性勇记得，起初妻子还能动，每次吃完饭，他会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拉着妻子的胳膊去打自己的手，这样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妻子每次都咯咯得笑起来。“她不认识我，她也不会说话，她笑的时候我就高兴。”

晓宇说自己对妈妈的了解并不太多，只是觉得她太要强了。曹美藻是民盟成员，经常参加会议、组织聚餐。退休后她也从不闲在家里，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证券交易所炒股票，她有理工科缜密的思维，喜欢钻研规律，是附近老年人炒股团里的名人。她对生活非常热情，没得病的时候，晓宇和父亲的毛衣、裤子、鞋子很多都是曹美藻自己做的。

晓宇觉得妈妈患病之后，对自己的控制力减弱，他形容这种状态是“无能为力”，并且坚信如果妈妈有的选，一定会管自己到底的。我们到访的这几天里，他许多次尝试理清自己对妈妈的复杂情绪。妈妈对他很有一套方法的，金晓宇说。你得听她的，如果展露迟疑，她会说动老师、同学来劝服你。她也会语言鼓励你，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帮你做一些决定，转学、参加成人自考、读最流行的国际贸易专业、学习语言、做翻译——金晓宇过去人生的关键选择，几乎都与妈妈有关。他说自己在家里选择服从。

围棋是他少数的主动选择，近乎于孤注一掷。高中躲在家里不去念书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围棋书。起初只是研读，后来他开始摆谱，执黑亦执白。他经常去买当时围棋界的专业杂志，大开本的《围棋天地》和上海那边出版的小开本《围棋》月刊（后来更名为《新民围棋》，于2002年冬季停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围棋，他在现实中找个对手都不容易，只能和同学或者邻居下棋，后来，他干脆跑到棋室里面跟赌徒对弈。

他看到有篇关于自己的文章里写，翻译之于他是“生命中黑暗里的绳索”，其实不是的，他说，围棋才是，“只不过是个爬不上去的绳索，竞争太激烈了。”他在杭州棋院考到过业余二段，但最后也没能拿到职业定段赛的报名资格。金晓宇至今留有遗憾，觉得父母受“破四旧”的影响，不支持他走这条路。

哪怕职业的路径没走成，他也一直还在下围棋。独自摆谱，研究死活题。直到2010年开始做翻译，再加上视力下降，金晓宇才慢慢不再下棋了。之后的许多路，都只是谋生，他开始听从妈妈的建议，学习外语，英语、日语、德语，在上面花了接近10年的时间，才等来翻译的机会。

△金晓宇的笔记

翻译这条路最初是妈妈帮忙选的，但最后晓宇自己越走越坚定。他会把翻译一直做下去，这是他目前能把握的、最务实的活计。翻译为他与外部世界提供一种平衡状态：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和外人打交道。他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翻译的作家或者书籍，他想选最简单的，最好是日文作品，那个字体比英文大一些，比较好读。

至于外界赋予这个故事的那些幻想，都被他一一戳破了。他说自己不是天才翻译家，只是刻苦想要描摹原作的画匠。在收到第一本翻译样书时，看到“金晓宇译”的字样，他没觉得激动，只是欣慰，“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还有爸爸妈妈的帮忙。”他觉得如果没有妈妈帮他走上这条路，自己更不知道做什么了。

得病后，曹美藻对待生活松散许多，晓宇管她叫“老猫”，每天抱她下床，放上轮椅推到餐桌边。母亲喜欢吃蜂蜜蛋糕配牛奶当早餐，他经常去帮忙买。当他想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妈妈时，她却没有知觉地离开了。晓宇非常自责，经常想，如果自己没去医院，待在家里看着她，老妈是不是没那么早走？

金晓宇把母亲诊断、检查的节点记录下来，想等哥哥回来给他看。金晓天1998年去澳大利亚读MBA，如今已经在那里定居，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24年了，快得很”。晓宇上次见到他，已经是7年前了，妈妈刚生病的时候，他回来过一次。

这么多年，晓宇只收到过哥哥寄的一封信，一直留存到现在。那时候哥哥刚出国没多久，寄信来问候新年快乐，顺便向他介绍自己在澳洲的生活学习情况。当时金晓天的生活费需要靠自己打工挣来，他告诉晓宇自己正在做清洁工，为老板开垃圾车。晓宇说，后面哥哥在报社工作过，效益不好，倒闭了，如今在一家辅导机构做老师，辅导华人学生。

金性勇对这个离家多年的大儿子态度疏离，他知道他过得也不是很好，挣一份工资要养活四口人。兄弟两个他一样疼爱，但他说，晓宇觉得父亲更喜欢哥哥，对自己是一种同情。金性勇戴一顶贝雷帽，如今是个小小的驼背老头，坐在沙发上讲起这件事，心里仍然觉得刺痛。“我说儿子，我疼自己的孩子，我爱他，你用的同情是我不接受的。”他非常严肃地跟晓宇说，这不是同情，我要帮助你，这是父亲的责任。

我到访的时候，再过几天又是农历春节，晓宇还不知道要怎么过。中午，我们坐在餐桌边吃饭，他突然讲起这张餐桌的变化来：“以前有四个人，然后我哥哥出去以后有三个人，现在两个人”。妈妈还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会聚在这里涮火锅。晓宇想起以前，那时候最好了，哥哥也在，爸爸还年轻，炒菜特别好吃，“讲究色香味形”，不像现在这样应付。逢年过节肯定是要做鳜鱼的，还有喜蛋，“把鸡蛋先煮熟了剥开切成两半，上面是肉夹馅，底下是鸡蛋”。

△浙江图书馆，晓宇以前经常在这里借书、阅读

▎不结果的花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金晓宇几乎每年都会住进医院。很难说清躁狂状态来临的征兆，似乎面对生活中所有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时，都是“坏时刻”到来的前奏。

晓宇提到上次想买一双换季运动鞋，他先去了大卖场，又去了轻奢品店，最终也没有买回来适合的，这让他焦躁。他分析后来入院或许也受这次事件的影响。

躁狂发作时并没有最开始传播的故事里所赋予的浪漫色彩。晓宇说，发病时砸东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妈妈的缝纫机和爸爸买的电脑，之前发病他都差点砸下去，被爸爸拦住了。在医院里，他被四脚朝天绑在床上，最长的时候有十多天。

这些年，疾病将他困锁其中。曾经的同龄人几乎都已成家立业，似乎只有他在某种层面上留在原地。

媒体报道之后，有位姓韩的高中同学辗转联系过来，想让晓宇一起去看望高中老师。以前两个人同路，放学后经常骑车一起回家，在学校，两个人混在足球场，晓宇记得同学踢得很好，冲在前面，他却总在后面呆着。对方后来出国留学，如今已经是浙江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了。金晓宇记得上一次和他有交集，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同学从美国留学回来，正经历一段稳定的恋爱，他告诉金晓宇，自己快要结婚了。晓宇后来没有收到他婚礼的请帖，他猜测对方“可能知道我经济条件不好，是吧？”

这天下午，韩同学打电话来，晓宇直接把手机递给了父亲。后来金性勇说，他感觉晓宇可能有自卑感，“像他们这个年纪可能事业有成的成家立业了，他自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不乐意，不乐意有什么办法？”

但晓宇说，他并不在意这个，一棵树上开许多花，有的花结果，有的花不结果。他只是凑巧成为那朵不结果的花而已。

他很早明白生命具有偶然性。小学升初中的那一年，金晓宇跟随父母的工作调动，从天津转学到杭州。这里的学生说方言，他听不懂，加入不了别人的谈话。杭州的冬天下大雪，同学们在打雪仗，他没参与，一个人在旁边滚了很大的雪球。那时他的左眼已经开始近视了，坐在教室的中间位置，他看不清楚老师黑板上写的公式，因为害怕戴眼镜被同学们骂成“四眼狗”，他没敢告诉家里，也没有告诉老师。直到有别的同学先戴上，他才去配了眼镜。

他说自己信奉的道理是“枪打出头鸟”，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这句话是一种隔着漫长时间的“反思”或者“自嘲”。在当时可不是这样。那会儿他虽不是刺头，但面对很多事情总是不服，别的同学欺负他，他就反击回去。

有记者问他，父亲说他一生都没有朋友，是不是真的？金晓宇说，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肯定会有朋友的。那能介绍一下你想到的一个朋友吗？金晓宇讲不上来，反复解释“顺其自然”和“人以群分”。

后面有天，他突然向我讲起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已经失去的、最好的朋友。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位高考复读班的同学，年纪比他稍大一些，“从来没有欺负过我”。对方后来考上了宁波大学日语系，大学毕业那年的暑假，他到杭州来找晓宇，邀请他到宁波玩儿，去自己的学校转一转。那时晓宇已经从树人大学肄业，确诊了躁郁症，和对方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晓宇直接拒绝了，但朋友的盛情难却，“他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在宁波，朋友非常自然地向晓宇介绍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非常活跃，加入了团委、学生会。晓宇觉得很不舒服，认为对方有一种优越感。朋友不是刻意呈现，晓宇解释， 这种际遇悬殊本身就是一种优越，“是得意的，你是失意的。”

回到杭州后，晓宇向朋友摊牌。“接我去宁波玩，吃饭、路费多少？我说，50块够不够？不够。100够不够？不够。150、160？我就这么加上去，直到他说，够了。我说（钱）够了我给你，你走人。”

“他说我这么一走以后永远不会来了。我说你走吧，他就走了。”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系过。

此后人生的湍流从未止息，这些细节仍然牢牢留在晓宇的记忆里。母亲去世后，晓宇重新整理家里的东西，翻到当年和朋友在宁波的合影，似乎重新回到了那个夏天。

去年最后一次入院前，他独自一人前往温州。在此前的所有采访中，他解释的原因是，父亲照顾母亲很累，脾气急躁，他想出门透透气。

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从杭州可以延展到中国的数个乡镇与城市，为什么是温州呢？后来他说，那位朋友现在可能在温州公安局工作，之后他又解释，自己不是刻意要去找他，“我就去看一看温州，看看到底在什么地方”，“公安局的牌子我看到了，我通过派出所找的救助站，救助站给我买的火车票，我就自己回来了。”

△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金晓宇翻译的《乌鸦》

▎独立

一月底的某个早晨，我来到晓宇家时，金性勇正趴在桌子上填写一份申请表。晓宇背着手站在后面指导，像是监督小学生写作业的老师。两天前，浙江省翻译协会邀请晓宇入会。这解决了金性勇的一桩心事：晓宇终于有一起交流的人了，有组织有团体，翻译机会也会更多。

金性勇86岁，思维的迟缓反映到写字速度上，一边念着一边落笔。写到作品一栏时，由于译著很多，表格填不下，金性勇写了几个英译中作品后，想要加一个“等”字，晓宇立刻声音大起来，“等什么等，我本来就没他们那个，全国翻译考试都没考，还不弄这个，还等一等，那我等到猴年去了！”

填到期望参与活动一栏时，晓宇让他写“听从组织安排”，金性勇写成了“服从组织分配”。晓宇整个人快要炸裂了，他后退两步又走回来，几乎于咆哮着，“听从！怎么变服从了！改成他妈服服帖帖了，我跟你讲，我宁愿服从（的话）我肯定早就死掉了！我自由职业，我还服从他？你那时候包分配，谁给我分配工作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服从他？！”

房间里一阵沉默。

填完表格后，金性勇坚持要立刻交到社区去。窗外的雨正下个没完没了，杭州冬天的冷湿漉绵密，逐渐渗入身体。金性勇撑着伞走出家门，金晓宇没有跟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露出无奈、疲倦的神情，在之前的几天里，面对往来各方，他始终周到热情，笑眯眯地瞧着对方讲话。

晓宇脾气急起来就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他说，自己脾气也很固执，吵起来要跟他争几句道理。不能总是让着他，那样他就没办法准确理解对错。但每次，当感受到儿子情绪的细丝绷紧，激烈地快要断裂时，老人就败下阵来，“会想起来他有这个病”。

这位父亲说，双相障碍是种“好讨厌”的病，他曾强烈地试图认识它。他去问过浙江二院的医生，医生说这个病很难讲，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犯病的时候你一点办法没有。

在信息还没有那么流动和公开化的时期，金性勇会到武林门那里的医学情报研究所查资料，看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期刊，那里有最前沿的汇编。如果在杭州的研究查不到相关杂志，他就和单位申请出差，到北京或者上海去，那里资源发达，肯定可以找到。比如北京协和医院，期刊就很全面。

他把资料复印下来，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会送给一位姓吴的医生。他跟这位医生商量，把晓宇用药的用量做个对照，如果可以减量，看看效果有没有变化。精神类药物有副作用，他想尽量让儿子少受影响。

他现在的心事是，怎么能让晓宇独立呢？这些年把他养在家里，如果有天自己走了，晓宇要怎么办？以前晓宇出门他会紧张，害怕出事，现在他希望晓宇学着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想出门就一个人出，总要有这个适应过程的。”

这天下午，我陪晓宇去附近的银行取钱（他平时花销主要依赖现金）。大多数时候他在自助取款机上就可以解决，但这天他觉得自己时间宽裕，想要到人工柜台办理。我们在沙发区等候叫号，排在前面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一位穿着西装裤，打着领带，略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突然走过来，跟晓宇打招呼：金老师，我知道你的书！在央视新闻上看见的。他自我介绍是这所银行的行长。晓宇显得手足无措，“我以前姓金，现在不姓金了”，他说给对方听，眼睛却盯着我，像在寻求某种支持。行长显得有点惊讶，一遍遍重复，自己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经历。晓宇站起来，主动和对方握了手，问，您贵姓？对方说了自己的姓氏。哦，X行长，您贵姓？晓宇重复问。

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独自生活，“一个人生活那怎么行？孤魂野鬼了就成，吃什么啊？谁给买米啊？病了怎么办？”他说，如果父亲不在了，自己可能会一个人住到精神病院去，没人接是不能出来的，他就要在那里终老了。

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按时服药，让爸爸看着自己吃下去，“他会说乖儿子，好的。”如果要出门，他现在会叫上父亲一起去。出版社发来了新的书稿，他想打印几个章节先看看，让父亲陪自己去小区门口的打印店跑一趟，和高中同学的聚会，他跟父亲说，“你去我才去”。早晨，他在家闷得慌，想出门透透气，叫上父亲一起去坐了76路公交车——这里面有依赖，更重要的是一种隐秘的恐惧：上次在外面发病，已经走了一个了，如果自己在外面再发病，住进精神病院，发生点事情怎么办？

傍晚，晓宇、金性勇和我们几位来访者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饭。杭州的冬雨稍停，仍是雾蒙蒙的，浮晃着一层水汽。街道边的腊梅开得正好，树梢上挂了黄色的小灯笼。比起腊梅，金性勇更喜欢樱花，到二月份的时候，运河边的白色樱花就会开了，他以前经常和晓宇去那里散步。

没多远我们就走到运河边，桥下面正好有辆白色的载客轮渡驶过。晓宇说他以前坐过，是和公交车差不多的价钱。轮渡顺着河水穿过桥底，将继续往北，一直开，一直开。

（小希为化名。实习生邱瑜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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