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财政连年赤字，主要靠发行库卷和公债弥补。1931年末需偿还的公债和库券共有30种，结欠本息总计11.28亿元，除去北洋政府的结欠数，南京国民政府结欠的本息也将近10亿元，而当时国内一年的税收不过5.5到6亿元左右。1931年广东、广西等省纷纷扣留国税，债市不断下跌。证券交易所自1932年1月15日就不敢开市。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职，宋子文也离职。1932年元旦，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当时财政库空如洗，政府每月军费1800万元，党政费用400万元，共需2200万元，而当时全国可得收入仅有上海的税收，每月700万元，其他关税已被各省借用。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主张停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3400万元作为政府开支，以6个月为期，拟回京后提请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实行。上海商界及金融界人士闻讯后，立即往访孙科质询，孙科默然不加否认，于是引发起一场公债风潮。

中行联合同业电请政府维持公债信用。中行总经理张嘉璈邀公债基金委员会主席、中行董事长李馥荪和商会主席王晓籁商议，大家一致反对政府此举，于是分别通知银、钱两公会和市商会开会，群情激愤，银、钱、商三会即刻通电全国。证券交易所组织持有公债的大户成立持票人会，共同采取行动。上海市银、钱业公会、市商会以及持票人会分别电呈政府抗议停付内债本息，各地有关组织一致响应。

政府接到各界抗议电报后，知道停付公债本息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派代表与银、钱、商界代表谈判协商。政府决定缩减政费和军费开支至每月1800万元，可用的上海税收为700万元，每月所缺的1100万元，仍须金融界帮忙。银行界表示政府必须撤回停付公债本息决定，否则借款不能全部担负。孙科同意妥协，1932年1月17日夜，行政院电告上海各金融组织：“……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一场公债风潮至此告一段落。

公债风潮平息不久，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人心恐慌，全市停业。中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必须早日制定一个公债还本付息整理办法，以稳固债信。因此与李馥荪商议，向政府提出进行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整理公债，建议将公债延期还本，减低利息。

具体办法如下：

（一）所拨基金不得少于原拨本息之半数，即每月860万元，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

（二）公债库券本金一律先付半数，将还本期限延长。库券息金减为月息五厘，公债统改为年息六厘。

（三）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称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旧债券换新债券，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所有应付基金应就原有的庚款及增加关税项下，由总税务司尽先照数直拨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会全权管理，如有不足，由政府指定一种中央税收，按数补足。

（四）这次减息之后，无论政府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和变更这次所定办法。

（五）政府应彻底整理财政，完全公开， 财政委员会由各团体参加，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支出概算，并不再为内战及政费向各商业团体举债。

李馥荪和张嘉璈将整理公债办法向复职后的财长宋子文进行说明，宋子文立即提交行政院讨论。行政院于1932年2月24日决议通过，当日由政府发布命令实行，并表明：“……此系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接着又发布了财政部布告、部长宋子文的宣言、总税务司的公告和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条例。

此次整理公债起对维护金融秩序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整理公债减轻了政府负担，避免了持票人的更大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银行的自身利益，同时稳定了债市，维护了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