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前校长彼得•特里齿轮(Peter Tregear)在2015年离职时，曾考虑解散陷入困境的音乐学院。

2015年6月，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校长写信给当时的副校长伊恩·杨(Ian Young)，就该校陷入困境的预算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对特雷教授健康状况的担忧。2012年，特雷教授来到该校后大幅削减资金，为该校正名。

三年后，为了遏制学校不断膨胀的债务，学校又进行了更多的裁员——包括取消著名但昂贵的一对一表演教学，并将学校并入一所艺术与音乐相结合的学校。

埃文斯教授在2015年写道:“即使绩效模式被淘汰，预算状况也很糟糕。”

“(大学)理事会……”很明显，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将它们留下来，音乐和艺术都需要在ANU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

埃文斯教授强调，他并不是说“校董会已作出正式决定，以某种形式保留这所学校”。

尽管该校管理层最近宣布了一项“保障学校未来计划”，但杨教授建议，该校应考虑将特雷的预期离职作为“考虑是否继续开办一所音乐学院的原因”。

如果委员会同意，他自愿为即将上任的校长布莱恩•施密特“扫清障碍”——但他指出，校长的指示是，要避免出现坏消息，比如学校关闭可能带来的那种坏消息。

本月，行政上诉法庭(Administrative appeal Tribunal)就特雷佩特教授的工伤赔偿之战做出了外界期待已久的裁决。

这位前系主任声称，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在学校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恶化，他别无选择，只能在2015年8月离开ANU，但他的Comcar索赔后来在他签署离职协议前后被保险公司推翻。

在他离职前的一年，Tregear教授和其他学者抱怨严重的员工短缺和士气低落。Comcare自己也在调查学校的一系列投诉，因为它的员工仍在收到影响。

2014年12月，Tregear教授被诊断出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成为该学期该校第五名因压力过大而请假的员工。

2015年5月，他回到了他所说的一所陷入危机的学校，并声称已经从系里的预算中被砍掉了。一些工作人员仍然休假或借调，尽管学校一再要求提供实地援助。

特雷教授说，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无法保证员工的安全，这让他越来越不安，即使他试图让学校起死回生，他也“注定要失败”。

就此事举行了一年多的公开听证会之后，法庭副庭长格雷格·梅利克(Greg Melick)本月发现，2015年Comcare切断对特雷gear教授的赔偿时，他仍然无法工作，医疗专业人士看到了他因工作条件而出现的状况，这就是证据。这件事现在已送回保险公司进行谈判。

“这比什么都让我松了一口气，”特雷教授周一说。

“但判决中的证据表明，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们对(学校)高层做出的一些决定一无所知。”我对预算一无所知。这将使任何一个经理都处于不可能的境地。

该法庭没有就该校未能将一份关于特雷教授病情的关键医学报告提交给Comcare或ANU一名高级官员提供不正确的人员配置数据的指控做出裁决。

但梅利克确实接受了该校的说法，承认在特里齿轮教授休假期间刊登招聘广告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还接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说法，即2015年派往该校的保安人员并没有像这位学者认为的那样把特雷佩格教授从大楼里带走。

在长达76页的判决书中，梅利克指出，该校还为该校校长的初步康复提供了资金。

尚不清楚Comcare和ANU是否会就所欠费用进行谈判。ANU于2018年开始自行保险。周一，该大学在重审判决时寻求法律建议。

2016年，由前公共服务专员安德鲁•浦杰(Andrew Podger)牵头对该校进行的一项评估，支持了Tregear教授的许多观点，描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紧张和不信任文化，并呼吁对该校的治理和财务管理进行彻底改革。

一名女发言人周一表示，作为对上述评估的回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决定在未来五年向该校投资1,250万澳元。

她说:“从那以后，学生注册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学校为21世纪的音乐教育定下了明确的方向，这种教育在重视传统音乐实践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

但一些员工后来抱怨道，Podger Review的建议似乎采纳得很慢。

2015年，埃文斯教授指出，即将上任的副校长施密特教授坚持认为，音乐应该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校园里，并要求学校就任何重大决定举行简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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