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辛辛那提大学开始了世界第一个Coop 教育项目：学生在大学课堂学习一个学期，然后根据专业安排学生去一家合作企业里带薪工作一个学期，就这样轮换学习和工作。随着学生知识和经验的增长，企业会逐渐让学生担负更多的责任。Coop 教育，对它更准确的翻译，不是带薪实习，而是企业与大学合作办学定点，旨在为企业培养未来职工。

对学生来说，Coop教育不但给了学生工作经历、知识和收入，更主要的是加速了学生的成长，让学生更快成为成熟、负责、成为值得公司的信任的人才。Coop教育是公司对学生和大学下的“赌注”——给学生真正的工资，让学生负责真正的工作，给学生一个机会来证实自己，并获得公司的信任。

辛辛那提大学的Coop教育项目非常成功，Coop教育模式很快传便了美国。不少大学开展了Coop 教育项目，但更主要的是这种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的理念融入了美国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从美国社区学院，到常青藤大学；从文理学院，到工程大学，无不见到Coop教育理念的影子。

克莱斯勒公司对我下了这样的“赌注”：1988年我入学General Motor Institute, （现在的凯特琳大学)，克莱斯勒决定资助我，  我每3个月在GMI学习，每3个月在克莱斯勒工作。克莱斯勒公司对我进行了系统性的循环培训。

我的工作主要是制造工程：包括生产线设计、成本分析、质量管理、和生产线运行模拟等。我还记得第一天去克莱斯勒公司上班；那年我是个18岁的孩子，从中国长春来，虽然不知道未来，但非常兴奋。经过培训和个人努力，我很快就开始为团队做贡献。第一个月为了完成工作，小组领导就让我加班，还付了我双倍工资。1989年，在第二个工作岗位，我学会了拆发动机、检查质量，然后重新组装。1990年，19岁的我管理了一个36人的V6/V8发动机缸体的加工生产线。1992年，大四的我负责模拟和测试克莱斯勒第一辆全电动车。（难以置信，但克莱斯勒1992年已经有了全电动汽车。 ）

对当时一个从长春来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梦幻般的的经历——记得在公司会议中，我好像永远是最年轻的一个，但经常做的是最先进的技术工作；我记得，在90年代初，我比几乎所有中国朋友，不管是研究生、博士生，还是访问学者，都挣得多。而且我得到的教育也是一流教育：我毕业以后全奖去了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MIT和MIT Sloan读研。

我的经历在凯特琳里并不独特，我的同学杨旭是Intel中国的CEO，钱惠康是通用公司中国总裁，玛丽·巴拉是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等。

Coop 教育模式不但对学生成长有很大帮助，对公司培养未来领导也有重大意义。凯特琳大学，这所被誉为工业中的西点军校的大学，为美国工业培养了人才和骨干。Coop 教育理念无疑是美国工业成功的一个秘诀。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极其需要的一个理念。Coop教育的成功需要大学和工业共同努力，但至今中国工业仍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参与和开展Coop教育。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实际工作是脱节的。中国公司以前总是可以在大学毕业生中“选秀”，付给大学毕业生很低的工资，来让让他们慢慢成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但不久的将来局面会反转。

首先，中国工业在的和世界工业更快的接轨，会受到世界工业的更强烈的竞争；中国工业不能在再允许年轻一代慢慢成熟，为公司做贡献。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工业不能再取胜于劳动力过剩；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业也许会面临一个劳动力悬崖。中国的80后人口总数是2.28亿人，而对于90后，只有1.74亿人（少了5千万），00后更少，只有1.46亿人（又少了4千万）。据官方统计，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群）会第一次超过少龄人口（14岁以下的人群）。这意味着在10到20年后，中国公司之间会相互竞争来招聘大学生，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工业教育培训的大学生。而大学，更是要需要开展有特色的项目来吸引高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