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冠状病毒在中国的出现再次引起了全球大流行的威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结构变化最剧烈、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就在不久前，我们经历了上一次大流行病（2009年为H1N1病毒，又称“猪流感”），距2003年SARS（另一种对人类高度致命的冠状病毒）的出现不到20年。

这种“新”疾病的出现需要病毒溢出或从其宿主“跃迁”进入人体。这一事件是复杂的，需要密切接触，以及病毒可以感染人类(不是很多动物病毒可以)。

要真正出现，病毒必须具备感染他人的能力(更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的担忧是，新的冠状病毒显示出它可以完成最后一步，尽管迄今为止，这种方式还很有限。

人与动物的界面

人类大多通过农业和宠物与家畜直接互动。

在过去，这导致了人类疾病的出现，这些疾病至今仍在我们身边——例如，来自牛的麻疹和来自狗的百日咳。

人类还通过狩猎和利用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来种植食物和房屋，从而与野生动物互动。这会导致亨德拉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等疾病。

所有这一切的通病是由文化和社会规范驱动的人类行为。例如，亚洲部分地区活禽市场的存在与禽流感的传播和SARS的起源密切相关——这次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出现。

基本上，我们相互作用的越多，病原体扩散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种情况发生得越频繁，我们就越有可能感染上一种完全适合于人传人的病毒。

然而，粮食生产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亚洲部分地区活禽市场的存在与禽流感的传播和SARS的起源密切相关。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在中国发生呢?

人类新病原体的出现速度似乎正在加快。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紧急情况与粮食生产有关。

这与人口的规模和繁荣直接相关。为了种植粮食，我们使用土地、水和能源。

如果你认为人类活动是一个必要的要求，那么中国是一个在人口和土地利用方面经历了最重大和最迅速转变的国家。

这种“新”疾病的出现，要求病毒从它的宿主扩散或“跨越物种”进入人类。

人们的居住地(城市化)、饮食和土地利用方式都发生了迅速变化。

支持这一转变所需的粮食生产系统非常复杂，而且是工业化规模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活体动物营销和各种不同动物物种的消费仍有强烈的文化偏好。

新出现的病毒很可能是失衡系统的警号。

如何减少风险？

然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像改变饮食那么简单。

我们仍然要种植我们所吃的东西，主要是使用土地，虽然养殖动物是许多人类病原体的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包括蝙蝠和野生鸟类)。

不能保证不吃动物饲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食物系统需要的改变可能会对我们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天然森林和它们的野生动物。

在饮食方面也有很强的文化偏好，所以这可能是最难做出的改变。

现在最大的风险是“超级传播者”的崛起。一个人(超级传播者)负责将SARS从中国转移到香港的一个酒店楼层，并从那里转移到多个国家。

超级传播者有点像森林大火中的余烬。如果余烬落在没有燃料的地方，就没有火。如果它落在有无限燃料的地方，而且条件合适，我们就会得到野火。

对于一种新病毒来说，理想的燃料条件是许多人生活在一起，彼此密切互动——就像一个大城市。

这并不是说我们无能为力。

对于一种新病毒来说，理想的燃料条件是许多人生活在一起，彼此密切互动——就像一个大城市。

减少人类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冲突”——例如，通过重新设想我们如何利用土地来更好地照顾自然栖息地——将有助于减轻粮食系统的压力，同时解决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等其他环境问题。

停止传播

尽管存在“超级传播者”的风险，但在中国等地出现的新疾病实际上是唯一的优势。

中国拥有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和巨大的疾病防控能力，并具有应对新疾病的高度透明和高效的措施。

中国有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和强大的疾病防控能力。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全球正在努力监测传染病并协调应对和信息共享。

它要求各国证明它们拥有包括动物和人类卫生机构(One Health）合作在内的整体系统。

这在富裕国家很有效，但是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需要支持。

最可怕的威胁是抗菌素耐药性的前景。

全球正在努力监测传染病并协调应对和信息共享。

如果我们失去抗生素，我们就会回到原点，简单的皮肤感染和季节性流感爆发导致高死亡率。

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人类的冷漠。不幸的是，抗菌素耐药性并不像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的爆发那样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

来源：ABC NEWS

实习编辑Julie Lin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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