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在持续增加，在一些大学中，国际留学生的入学人数现在占到总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当国际学生抵达澳大利亚之时，现实并不总是与他们想象中的生活相符。五位国际学生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希望其他人不要感到孤单。

来自越南的黄轩丹

黄轩丹（Hoang Xuan Doan，音译）在离开祖国之前，梦想着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继续学习英语并在墨尔本攻读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硕士学位。

他将澳大利亚描绘为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一切都很好”。

但还不到两周，他就在一列郊区的火车上成为了种族主义者咆哮的对象，他很快就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欢迎他。

“我向周围看了看，想着也许她不是在和我说话，但这节车厢里只有几个人，” 黄轩丹说。

“她说，F***，亚洲人，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她真的对我很愤怒。

“我试着以礼相待她，我说： ‘请你冷静点，因为我什么都没做。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愤怒？’然后她说， ‘F***亚洲人，你们来这里，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福利，你们拿走了我的工作，你们让我变得无家可归’。”

黄轩丹说，在他来澳大利亚之前，他听说过有关种族主义的事情，但对这种猛烈的语言攻击并未做好完全的准备。

“我太吃惊了。这真的让我震惊，” 他说。

尽管黄轩丹很快提到了他所遇到的很多友好的澳大利亚人，但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表现还是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些许恐惧。

“在那一刻，我想 ‘天哪，我下次还会再遇见同一个人吗？’”

来自哥伦比亚的凯伦·培纳格斯

凯伦·培纳格斯做过很多工作以支持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凯伦·培纳格斯（Karen Penagos）离开哥伦比亚来到澳大利亚学习英语的时候，她放弃了跨国公司一份优渥、稳定的工作，用她的舒适生活换来的是经济上的困窘。

她的父母支持她的这一举动，但无法在经济上给她提供支持，她只有很基本的英语水平，她发现很难找到工作。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英语不好，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她说。

“[在哥伦比亚]，我有一辆车和一个非常好的房子，当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孤独、找工作、支付学费，这些都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

“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如果你申请一份工作，申请人不只你一个，你每一次都必须做到最好。”

凯伦说找工作给她和许多其他国际学生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很难，尤其是你刚到这里，尤其是你不知道如何找工作，尤其是不只你一个人在找工作。”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国家，即使有父母的帮助，你也必须自己做点事情。”

凯伦说，她的一些朋友只能找到清洁工这样的工作，几乎没有机会去练习英语。

“这并不总是与钱有关，而是学习、分享、逛街、结交新朋友。”

“对我来说，一份好工作能帮我提高沟通能力，也许是一个我可以运用从自己国家带来的经验和知识的地方。”

“一份工作… 在那里我是团队的一员，在那里我可以分享，每次都可以认识别人，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尤其是与当地人一起。”

这在我们所采访的国际学生中是一个共同的话题：很难认识并与澳大利亚人交朋友。

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大批国际留学生聚集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些都使得他们很难与当地人结识。

凯伦说，她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花时间与其他讲西班牙语的学生在一起。

“在我的国家，我有点内向，我有我的家人，我感到很舒服，但在这里我是一个人，完完全全是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改变自己，变得更加外向，并试着结交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

“我做过很多、很多工作。我以前照顾过一位帕金森患者，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住过一个澳大利亚奶奶的寄宿家庭里，她现在就像我奶奶一样，我爱她。”

“我试着向别人敞开心扉，我改变了很多。”

来自中国的易玲

澳大利亚以一种从未想过的方式改变了易玲的生活。

易玲（Yiling，姓氏暂不提供，音译）是一名同性恋，在澳大利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才有足够的信心告诉母亲这件事。

但她仍然感到无法向自己的父亲开口，压力沉重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我感觉我在这里和在中国有着不同的生活，” 她说。

“在这里，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我认为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我不必担心出柜，所以我很开心，我非常自信地告诉每个人我是一名女同性恋。”

“但在中国，我对告诉别人我是同性恋这件事一直持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我避免告诉任何人。”

易玲说，她不担心别人对她的看法或说她什么，但她很在意自己不要让父母丢脸。

“在我来澳大利亚之前，我从没想过我会跟父母坦白自己出柜，因为我知道他们成长的环境，我知道他们获得的有关同性恋的教育。”

“对他们来说，这是家庭的耻辱，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感到羞耻。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失望。”

“我认为澳大利亚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我可以更加自信地说我就是我。我认为做回自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易玲计划在她学成回到中国之后找一个“假丈夫”。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找个人当你的丈夫，可能对你来说听起来很荒唐，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来自印度的乌贾什·帕特尔

乌贾什·帕特尔觉得很难一下融入新文化。

作为一名印度的青少年，乌贾什·帕特尔（Ujash Patel）迫不及待地移居澳大利亚以获取更多的独立自主以及认识世界的新角度。

但抵澳之后，现实并不如他希望地那样“阳光”明媚。

思乡之情比预想中的强烈，他开始想念他离开的那个忙碌而嘈杂的家。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点真的让我对我的家人感到非常沮丧，” 他说。

“但我以前从家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那时我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失去了很多。我真的开始想家了。”

帕特尔说他和很多国际留学生聊过天，他们可能都有那种感觉。

“在家里，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所以即使你没有很多朋友，或者你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仍然可以有人分享你的感受，” 他说。

“但是当你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吸引当地人，也很难出去做所有当地人喜欢做的事情。”

“他们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他们有自己学校的朋友，即使他们上了大学，我们也有不同的兴趣，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所以很难找到共同的纽带。”

“我并不是责怪本地学生或国际学生，只是文化上有巨大的差异。”

帕特尔说，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的外国学生，外出与人见面有时会让他感觉像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在老家，不会觉得这像是一种工作。与朋友和家人在一块是很常见的。”

“当你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的时候，会很困难，但这当然是值得的。整个过程都是值得的。

来自巴基斯坦的阿克塔·阿里

阿克塔·阿里的家人希望他留在巴基斯坦帮助经营家族生意。

阿克塔·阿里（Akhtar Ali）于去年完成了学业，现在在澳大利亚工作。

他说孤独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想尽快结婚，” 他说。

阿里说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家人都生活在一起。

“这不像你长大了，18岁以上，你就搬出去了。”

“你只是待在一个大家庭里，所以你很想念他们，因为你在这里很孤单，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亲戚，甚至也没有新朋友。我想这是所有学生的共同之处。”

阿里说，其他国际学生也在一场名为《一切安好》（She’ll Be Right）的戏剧表演中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他说，对其他国际学生来说，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常常很难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文化。大部分学生都很害羞，” 他说。

“还有英语，这个语言障碍，他们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表达自己，有时候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之后的问题就是，大学没有采取很多主动措施来让学生们意识到学校可以帮助你，你可以找学校解决问题。如果大学真的更多地去推广这些，学生们就会知道更多东西，也许学生们会得到鼓励获得帮助。”

该演出由“在墨尔本学习”（Study Melbourne）支持赞助，“在墨尔本学习”是由维州政府和迪肯大学（Deakin）、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墨尔本市议会、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联合会以及国际教育协会（ISANA）联合推出的一项措施以帮助国际学生向澳大利亚生活过渡。

它是由独立艺术家凯瑟琳·西蒙兹（Catherine Simmonds）创立并导演的，在该舞台剧中凯瑟琳与20名国际学生合作。

阿里说这些机构希望聆听国际学生的声音是件好事。

“[澳大利亚]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这些学生的基础上，所以如果学生们不开心，很快这个行业就会崩溃，我不认为这是政府所希望的。所以我们出来告诉别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很好。”

“如果情况变得更好，那么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到澳大利亚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