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女作家琼瑶在社交媒体公开了一封致儿子儿媳的信。这琼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很长，中心思想十分明确：在我能做主时让我做主，万一我不能做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最后的“急救措施”……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这封直面死亡的信一出，立即有人联想琼瑶阿姨的健康状况。其实，79岁的琼瑶别来无恙，之所以写下这封长信，是读了《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一文后有感而发，要在自己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的时候公开宣示自己的“善终权”。而“预约”的报道主题正是台湾2016年1月公布的“病人自主权利法”。

　　病人经历痛苦的心肺复苏术，浑身插满管子……这是维生医疗常见的一幕。所谓维生医疗，台湾的定义指用以维持末期病人的生命征象，但无治愈效果、只能延长其濒死过程的医疗措施。死亡被暂时延迟了，病痛也延长了，经历了维生医疗的病人死后往往面目全非。台湾医界人士透露，台湾临终病人过世前一个月，在加护病房的治疗有52.9%属无效治疗，其费用占加护病房总费用的80%。大陆的情况也差不多，如何减少这种“奢侈又痛苦”的治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是两岸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有识之士多年的奔走推动下，台湾于2000年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并不断修正，赋予末期病人放弃或选择维生医疗的权利。2016年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将放弃或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台湾民众可以“预立医疗决定”拒绝无效医疗。在末期病人、处于不可逆转之昏迷状况、永久植物人状态、极重度失智等临床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师可以根据其预立的决定不实行维生治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孝道”等中国人传统观念影响下，台湾迈向“尊严死”的路走得并不轻松。时至今日，相关人士仍须不厌其烦地解释，安宁缓和医疗并非“安乐死”，一个是自然死亡，一个是主动致死，“安乐死”在台湾是非法的。而已经通过的“病人自主权利法”，社会认知度也并不高，法案通过3个月后的民调显示，仅有45%的民众知悉，连文化人琼瑶阿姨自己也说是刚刚知道。转化为行动更须破除重重阻力，琼瑶之所以将家信公之于众、昭告天下，也是为了消除儿女们执行其预立医疗决定时面临的压力。

　　如何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涉及伦理、法律、医疗等多个领域，需要法律制度和医疗环境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接纳。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尽管已经就操作层面的问题层层设防，但从公布到实施仍然预留了三年的磨合时间。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忌讳谈死的中国人更须破除重重心防。在大陆，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和医护人员在为“善终权”奔走呼号，此事操之过急不可取，但有效宣传不可少。此次“刷屏”的琼瑶公开信，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尊严死”和“善终权”教育，希望多些“琼瑶式传播”，让“尊严死”深入人心，让“善终”不是梦！

“尊严死不是安乐死”，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常务副会长罗点点指出。

“安乐死是医生协助下的自杀，涉及积极致死行为；尊严死通常是指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根据病人自主愿望，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其尽量无痛苦有尊严地自然离世。”她解释。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陈子平的解释更加具体：“安乐死”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措施帮助患者安详地结束生命，是积极的、主动的，带有协从性质的“助死”，目的是为了结束进入临终状态患者的痛苦。而“尊严死”并不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人为延长自然人的生命。

琼瑶显然明白两者之间区别的。她在公开信上说，“虽然我更希望可以立法《安乐死》，不过，《尊严死》聊胜于无，对于没有希望的病患，总是迈出了一大步！”

实现尊严死的一种前提方式是书写“生前预嘱”：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

《我的五个愿望》

它的原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五个愿望》，病人签署后，这份文件会被放进全美生前预嘱注册中心，遇到相应医疗问题时为专业人员提供首要信息。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以此为蓝本，推出了供大陆居民使用的生前预嘱，有意者可以在《我的五个愿望》这份册子里清晰地表达：“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罗点点多次强调这不是带有强制意味和道德评判的文本。如果生命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愿意倾尽全力去抢救和治疗，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选择。“而且这份预嘱随时都可以更改，‘也许我之前决定要放弃一切手段，但当我和朋友喝了点小酒、看了场电影后，又觉得活着特别美好，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欢迎他随时更改他的生前预嘱。’”

当最爱的人处于生死边缘之时，家人很难选择“不救”。尤其是琼瑶般的公众人物，一旦家人遵从其意愿“不救”，很有可能受到舆论的“攻击”。以书面的方式保留自己的意愿，这也是琼瑶所呼吁的：立法“尊严死”采取“注记”方式，在电脑中显示自己的决定，以免家人为了不同方式的爱，发生争执。

看到琼瑶文章的时候，罗点点感觉她就是在书写她自己的预嘱。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如同一位作家将临终事宜安排得这么清楚。罗点点介绍，《我的五个愿望》弥补了普通人这方面的不足，不需要懂得艰深的法律或医疗词汇，通过列出是或者不是，就能够将琼瑶信里大部分内容囊括在内。

尽管在协会的调查中过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填写生前预嘱文件，但是这个名词对大众依然陌生。

年近八十的琼瑶说，她已能做到笑看死亡，“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

琼瑶在信中说的“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颠覆的是千百年以来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观、生活观。“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在死之前，要充满意义、充满生趣、好好的活着。所以琼瑶才会在公开信中说要继续写作、继续创作。“一个人的死亡观其实就是他（她）的生命观。一个人之所以敢死，是因为她已经好好的活过。”

专家呼唤，大陆尽快出台《病人自主权利法》。“因为我们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失智失能老人的数量、长期照护中心制度的缺失、脑残家属的总量，以及由此给每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带来的痛苦总量（GPP，Gross Pain Product），远超台湾。”

《预约我的美好告别》

人生，终有一死，但我们一辈子在逃避这个结局。

在科技发达下，越来越多人在医疗现场被延命加工，一息尚存，却毫无尊严。

年初，亚洲第一部善终法案《病人自主权利法》立法通过，开启“自己善终，自己来”的新纪元。

死亡，不再是禁忌与惧怕，而是生命的凝视与整理。

清楚交代，告别挚爱。人生最后一哩，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

“七十六岁的老人独自在森林散步，被响尾蛇毒蛇咬了。

卧倒的身旁，留着一块砖与一条蛇。

女婿发现后，机警地将老人与蛇送往医院。

‘是剧毒的响尾蛇，得注射血清。’医师告诉家属，若没有注射，老人可能四小时就会走了。

家人召开家庭会议后，‘决定不注射了。’

因为老人是罹患阿兹海默症患者，生前曾表达，他痛恨这个病，希望未来能有自然死亡的机会。

家人认为，这条蛇，是上帝派来给老人家的礼物……”

阳明大学医管所副教授杨秀仪，在台北市仁爱医院演讲时，分享了这个美国例子。

“如果你是这位医师？会不会帮病患注射？”在场医师举起手。

“如果你是这位病患？会不会希望医师帮你注射？”现场一片静默。

“寿终正寝，是每个人的期待，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活到‘寿’的阶段，问题是我们的‘终’呢？”杨秀仪说，医疗科技介入老人的临终，使得台湾面临三种困境：“生命虽然延长了，健康却恶化了；病痛延长了，死亡缓慢了；寿命延长了，痴呆严重了。”

那条响尾蛇，犹如上帝派来的使者，提醒着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的台湾，病人、家属、医师三方都得共同面对的生命课题。那就是，活着的时候，考虑怎么面对死亡，迈向善终。

在医疗发达的前提下，越来越多人担心，自己将陷入一个“不得好死”的年代。本身是医师的前‘立委’沈富雄，日前在脸书上发表“准遗言”，第一条就是：“不插管、不气切、不电击、不可成为植物人”。前卫生署长叶金川给儿子的遗嘱更简明：“如果我没醒来，不要串通医生来凌迟我。”同样是拒绝无效医疗的执行。

为什么这些最清楚医疗行为的专家，却担心自己在医疗现场被“凌迟”，无法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