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的自述:2003 年,我染上了非典

2020年01月22日 发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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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 | 武震


■ 2003 年 4 月 26 日,北京西火车站。购买火车票逃离非典重灾区的人们,排成了长队。


2003 年春天,我当时在读大一下学期。有一天,一个高中同学来我们学校找我玩,他说,你知道吗?南方那边爆发了一种传染病,染上就会死。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非典的消息。


之后没多久,新闻里就开始公开报道疫情,我们学校开始封校,所有人不许出校园。


那时候各种谣言在流传,有的说板蓝根有效,有的说米醋有效,大家纷纷到超市里去抢购。但其实我当时上学的城市长春,感染的人数并不多。


那时候中国大陆地区非典感染人数最多的城市,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是北京


今天的讲述者武震,2003 年的时候,刚好在北大人民医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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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我在北京当医生


我叫武震,今年 42 岁。在非典前,我是花乡医院的内科医生。


那是北京丰台区的一个乡镇医院,后来,我申请到了去北大人民医院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很幸运,对学医的人来说,去那样的医院实习是很难得的。那段日子里,每天从里到外好像都暖呼呼的很兴奋。


无知者无畏,不觉得危险。


2003 年 2 月份,我就进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内科,当时听说,广州已经有很多学医的实习生被感染。我还想,唉呀怎么这么笨,怎么会被感染呢?


那一年的 4 月 7 号,我早上八点上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了。后来我才知道,北大人民医院在那一天刚刚确诊,收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


那时我们每周二有一个病例的讨论,我特别珍惜这机会,因为每次都能学到好多东西,就挺纠结去不去的。


当时我男朋友不愿意我去,说现在的形势太危急。但我想着,如果讨论会取消,那老师也没有通知呀,就还是去了。


到那一看,就觉得气氛特别紧张。去到屋里,大家都穿着一次性的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眼镜,手套,全副武装。


■ 2003 年 5 月 3 日,北医三院。一线抗非典的医护队伍已不分内外科,抽调出医护骨干进入非典病房。


我先进的是医生办公室,没人,才发现今天果然没有病例讨论会。我当时挺傻的,想说也不能白来一趟吧,就跑去了病房,哗哗哗抄病历。


后来被一个老师遇着了,他说,你怎么没戴口罩阿,没事就赶紧走吧!


被这么一说,我就赶紧回家了。回家路上还在想,不会被感染了吧?我就在路上转悠,想说不能把非典病毒带回家,还走了一站地,没敢坐公交车。


当天晚上我觉得有点冷,但没有在意。第二天晚上还是觉得冷,一量体温,37.5℃ 了。


当时我还和我妹睡在一起呢,我也很警觉,想说这样不行。如果是的话,也不能把家人都传染上,得找地儿隔离去,就进了自己实习单位的隔离病房。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症状并不典型,体温不是很高,就是一直不退烧。后来领导就往上报了,说是我这情况必须跟院里边说,还得请疾控中心来。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差不多每天都要查一次血,4 月份我还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


去化验室的时候,前面有一堆人在排队,我就说不好意思啊,能让我先吗,我查一下很快就走。


然后有一个女的出来说,你凭什么来了就查呀,我就说我发烧了——话才说完,一大群人呼啦一声,全都跑了!空出一整块地来,当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 2003 年 5 月 2 日,非典为五一长假第二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空出一整地来。


晚上打退烧针的时候,有一个护士进来。其实平时我们关系都特别好,我跟他说话,说你值班啊,就看到他连气都不敢出了,就更甭提说话了。


我想怎么这样呢,打完了针以后还想,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等到后来自己好了,才知道那都很正常。毕竟,谁不怕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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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命的陌生人


我当时病得越来越重,就是发烧不退,咳嗽得特别严重。后来就说必须转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但佑安满了,地坛满了,哪儿都转不出去。


我们医院联系了丰台区的一家航天总医院,说是可以转过来,但是没车去接,要自己送。


但我们院就一辆救护车,我要是用了,这救护车以后就不能用了。我们主任就又愤怒又着急,说要实在不行,我拿自个儿那个摩托车给你带过去。


我当时就哭了,我说主任不用,实在转不出去,我死在这儿也没关系。当时是有点绝望了。


第二天主任来,让我收拾东西,说咱们转院,丰台医院出了一辆救护车。


■ 2003 年 5 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一起,等待接收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到那儿后也是转到一个肠道门诊,他隔出很多小单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病得最重,他们直接把我搁到最里面那一间。


我还记得,我是里边唯一一个医务人员,那儿的护士都对我特别好。院里的主任每天都来,鼓励我说你都度过多少多少天了,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自愈啦。


就是每天都这样鼓励我,但是没有用,症状就是越来越重。


那时候,也开始上激素了,用的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可以减轻炎症,但肯定有一些副作用,里边最严重的就是抑制骨骼生长,会骨质疏松。


最多的时候一次注射 600 毫克,一天两次,但是烧就是不退,症状也不减轻。我最后两个肺片状的阴影,可能都白了。


后来医院也没办法了,想说病人可能就死这儿了。正好长辛店医院,就是北京第一批非典专科医院,开始收病人了,我就给转那儿去了。


那应该是 4 月 20 号,长辛店第一天接收非典病人,转走时是夜里 12 点以后。


■ 2003 年 6 月 20 号,在非典中被「废弃」的解放军小汤山医院。


到那儿电梯都停了,也没有人。当时要给我转到三楼还是四楼,打电话过去问,就说得病人自己上去,他们不能出来。因为隔离开了,里面都是污染的,你不能到外面来。


我下了救护车,走不了几步就跟跑了 800 米似的喘。当时不知道这叫呼吸困难,还纳闷怎么会这样,我就跟身边的大夫说你等会儿,我先喘口气。


但走两三步就喘,那个大夫一看,我这种情况那得走多长时间,就一把给我抱起来了,「咚咚咚咚」上楼,送到病房去了。


当时我就觉得,唉这太危险了,您离得太近了!即使他穿着隔离服,我戴着口罩,那也有感染的危险啊。


但当时我顾不过命,说不了谢谢,也没问人家姓什么。


后来护士告诉我那大夫姓许,具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但一直都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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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真得非典了


我一开始住的是有五、六个人的大病房,当时低氧血症,脑子都不太清醒了。


有一回想上厕所,我刚拿了自个儿的便盆,但已经蹲不住,一下子就坐到地上晕倒了。晕倒后其实耳朵还是能听到的,就是动不了了,只听见有人喊。


医院见我这样子太严重了,就推着病床,把我隔离到一个单间。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迷糊了多少天,脑子一直是不清醒的状态。期间也有和家人、同事打电话,多年不联系的同学,也会用各种途径来鼓励我。


说实在的,从得病到现在来说,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那时候每天只能听收音机,没有电视,病房里没有别人。听到都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众志成城,共抗非典」,每天都是这些。


我知道自己不能出去,就每天躺着往楼下看,有的时候还和下边的工作人员挥手打招呼。


■ 武震在医院工作,在医院住院。  摄影:吴家翔  图源 | 腾讯新闻


外面吃的也送不进来,不让家属送。因为认识些人,我妈就送进来一麻袋一麻袋的黄瓜,西红柿,各种水果。


后面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不怎么咳嗽,呼吸没那么困难,也不发烧了。


到五一的时候,我可以下床了。我下床走一圈,看见自己的床头卡——哦,原来我真得非典了。


我也算住院里边心态比较好的,他们就把我留到最后一个出院,因为出院的时候会有采访。4 月 20 号进的长辛店医院,6 月 1 号出院,住了不到两个月。


出院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当时我们院长,乡里面领导,我妈我妹都来接我,还有记者,好像没有人采访我,但是确实有几个镜头。


回家还得隔离一个星期,不能跟家里边人住在一起。我们家有一个小西房,给我收拾了一下,住在小西屋,回到家,一下就放松了,很安心,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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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接下来,得是 2003 年九月、十月份的事了。


我们出院后还会和病友联系的,有一个病友跟我说,得过非典的人,有查出来过骨头坏死的。


我当时还觉得不可能,想说我这么年轻,也没有任何症状,怎么会得股骨头坏死呢?那个病友说,你还去查一下吧,查一下没什么坏处。


后来就去做了核磁,出结果的时候我正上班呢,没有时间去领,还是家人给代领的。


那天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的气氛特别压抑。我妹把那张纸给我看,我当时就看见「无」字,还以为是「无坏死」,还说这不没事儿吗?


我妹让我再好好看看。噢,原来是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 武震和妹妹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妹妹结婚当天拍的。  摄影:吴家翔  图源 | 腾讯新闻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想着没事,我说我还这么年轻,检查又这么早,说不定我还能好!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因为我知道,股骨头坏死是不可逆的。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学的,骨头坏死不可逆,它就是不死癌症。


后来开始四处求医,看骨头最好的就是积水潭。大夫一看,说你这个肯定股骨头坏死,没跑了。


我说那有什么比较积极点的方法吗?他说没有,你就是回家坐轮椅,等着换关节吧。


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了,含着眼泪就出来了,站在新街口的大街上抱头痛哭。


而且当时我查出来的,不止是股骨头坏死,我全身的大关节,除了肘关节是好的,其他的都有坏死。我想着,我这将来要是都换了,那我不就是一机器人吗?每个关节,都是假的。


到 2006 年,我准备跟男朋友结婚。


我们两个去广安门华联买东西,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行了。疼得特别厉害,走不了路,汗都出来了。我男朋友把我背回去的,就是一步都走不了。


后来一拍片子,说已经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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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从头来过


我们俩是 2002 年,也就是非典之前认识的。他在部队的一个卫生队里,也是大夫。非典的时候,我们关系还是挺好的。当时我还想,连非典他都没有离开我,将来他也不会。


我骨头坏死以后,他也是不离不弃,他家人也说他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放心地好好治病吧。


刚开始几年其实没有什么症状,走路拄着拐也是为了减轻负重,弃了拐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到 2006 年这个事后,我做植骨手术,植骨感染失败了,又要取出植入物,重新来过。那时受了不少罪,在医院治了得有半年,生活也不能自理。


什么活也干不了了,也不能正常地陪他出去逛街,去玩,都不行了。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是情感最热烈的时候,他每周要来看我的,到后来就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每次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要走了。


那时候我去看病,去复诊,都是一个人。


■ 震在街头。  摄影:吴家翔  图源 | 腾讯新闻


忽然有一天,我回过头来想,发现这个男朋友有和没有好像差不多。只不过认识了这么多年,有感情在,也有不舍。


我自己肯定也有情绪,那一段时间打电话老吵架。有一回说崩了,就谈了分手。


然后他接得特别的快,跟我说,这可是你说的。


分手以后,我妈管他要钱,说要赔偿损失。因为我们当时准备结婚,就把房子重新装修了,家具该买的也买了。


他送钱那天也哭了,我们聊,他说他也是压力大,迫不得已,家里边人都不同意了。


我自己也能想得开,大不了就是一个人过吧。毕竟也曾谈了一场恋爱,我就记住我们两个曾经的美好就行了。


后来我听说,在北京有超过 300 人被确诊,说是非典后遗症患者,里面有近一半和我一样,都是医护人员。


再后来我做了四次手术,置换了两个髋关节,现在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动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被别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现在已经怀孕 9 个月了,预产期是下个月的 10 号。


我前些天还在想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知道北京有非典病人了,我会怎么办呢?


我想,我还是会在人民医院实习的。我还是该正常上班,就去正常上班。


但是那一天的病例学习,我可能就不会去了。


本期头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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