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回忆起那丝童年的甜味，表示还想再来一箱糖丸。

孰不知，这颗奶香味糖丸竟然是疫苗，对抗的是可怕的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

如果没有它，万千中国新生儿将遭受死亡、瘫痪、致残的危险。

究竟是怎样温柔的人，才会把疫苗做成孩子爱吃的糖丸呢？

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然而，糖丸爷爷的故事，并不是那么甜，反而是十分苦涩的。

因为他曾经为了救千万中国儿童，差点杀了自己的孩子！

1955年，整个中国被恐慌笼罩着。

七八月的炎炎夏日，每家每户门窗紧闭，街道上连一个孩子都见不着。

他们听说有一种怪病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播，感染上的孩子，一夜之间四肢瘫痪，无药可治，终生残疾。

仅仅是江苏南通一城，便有1680例瘫患者，病死率高达27.75%。

当时，中国就像弥漫着黑死病的欧洲一样，谈小儿麻痹症便色变。

在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群群的“背包客”。

正是那些患病孩子的父母们，背着孩子和口粮，从村里走到城市，一间医院一间医院的问。

可得到的，都只是医生无奈的摇头。

比病魔更可怕的，是中国当时的落后医疗水平，对此病束手无策。

图 | 50年代的父母与小儿麻痹症患儿

每个病房都会传出孩子疼得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和走廊里父母绝望空洞的眼神。

人们听闻研究所也许有办法。

他们又背着孩子找到了顾方舟：

“大夫，求求您把他治好吧，他好好一个健康的孩子，不能以后就拐着腿走路了，他还得成家立业呢。”

看着家长绝望中带着一丝希望的目光，有那么一刻，顾方舟的眼神下意识躲避了。

他很难过的回答：

“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治愈。”

就像是一句死亡判决，那位母亲顷刻间就黯淡无光，身体瘫坐在走廊的长椅。

图 | 源于《闪亮的名字》场景

她抱着怀里的孩子，就那么静静的坐着。

直到夕阳漫过天际，她才拖着长长的影子离开医院。

每一步，都像绑着100斤的沙袋，走得那么艰难。

母亲背着孩子离开的那一幕，深深的刺痛了顾方舟，忍不住哽咽。

‍图 | 源于《闪亮的名字》场景

研究疫苗，刻不容缓。

1959年，顾方舟一行人被派往苏联学习。

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便打发到了普通疫苗研究中心。

然而，他们还是知道了世界上已经有两种疫苗。

一种是死疫苗，美国研发，虽然安全有效，但阻挡不了病毒再次传播，而且打1针要5美元，要接种3次，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所不能承受的。

图 | 美国死疫苗

还有一种是美苏联合研究的活疫苗。

生产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还未经过临床试验，如果活病毒进入人体后，发生变异，就极有可能会引起小儿麻痹症。

一时之间，“死”“活”疫苗两派争执不下。

没人能告诉他们，哪种疫苗对中国更好。

更难的是，无论选哪种疫苗，以当时的国际关系，美苏都不会给我们帮助，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作为负责人，顾方舟若选择死疫苗，他不用承担风险，但在全中国要想拉上免疫线，几乎不可能。

考虑到国情，他顶着巨大压力，最终选择了活疫苗。

尽了极大努力，他也只是从苏联那得到了一小瓶没有科研数据的疫苗原液。

拿到疫苗的顾方舟，立刻启程回国。

在火车上，他一直紧抱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将里面的玻璃容器弄碎。

他深知，行李箱里，承载的是中国千万家庭的希望！

回到中国，顾方舟立刻展开活疫苗研究工作。

因为需要猴子实验，他们便拖家带口来到云南山区，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刚到这儿，顾方舟都傻了眼。

说是基地，但实际上就是养猴子的山洞，环境糟糕到连人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们只好在山洞里临时搭了棚子。

不过一下雨，棚子几乎什么都挡不住。

潮湿的天气，研究员们连条干裤子都没有。

但这些在顾方舟眼里都不算什么，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对于他来说，当时最困难的是，苏联撤走了所有的资料和科学家，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在昆明研究的那几年，没有高科技设备，所有的工作都靠着顾方舟和研究员的双手。

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顾方舟便和几名电工自己拿上工具自己建；

疫苗需要冷冻库，他们便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

有时得背上背下十几趟，他们就当锻炼了。

终于，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

接下来就是人体测试了。

冒着瘫痪或死亡的风险，顾方舟和研究员们几乎毫不犹豫地试用了疫苗。

一周后，全部人生命体征平稳。

然而，高兴还太早，大人免疫力强，而患者几乎都是免疫力低的小孩。

怎么办？

顾方舟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刚满月的孩子。

图 | 顾方舟与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

当时同事便劝阻他：“一旦失败，孩子很有可能染上小儿麻痹症，一辈子残疾，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会.......”

但顾方舟说：“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能让别人去吃吗？”

于是，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

“孩子还好吧？”

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

十天过去，成功了！

这场输不起的战役，顾方舟取得了胜利。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

它们坐着火车和汽车，奔向了全国11个城市。

中国孩子终于不用再活在小儿麻痹症的恐惧中。

疫苗虽然生产出来了，在全国推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

疫苗是活性的，必须低温保存才有效。

大城市不用担心的问题，在农村、山区却成了一大难题。

山区没有冰箱，有的地方甚至都还没通上电。

该如何保存这“金贵”的疫苗呢？

而且活性疫苗是味道很怪的液体，需要孩子们口服。

孩子难以承受这苦涩的味道，有的甚至会直接吐出，导致了很大的浪费。

面对这两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顾方舟从孩子爱吃的糖果得到灵感。

于是和同事一起研发制作了“糖丸版”的中国疫苗。

不仅味道甜，小孩爱吃，而且还是固体，便于运输和保存，直接放在广口暖瓶里。

暖瓶里再放点冰，或者索性直接放冰棍也行。

经过这样的改进，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有一次顾方舟接到了一个电话，因为好吃，一个卫生站护士的孩子偷偷吃糖丸，一下吃了100颗，把家长吓坏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问问该怎么办。

面对孩子，他终于不是痛心地说“对不起，我们治不了”。

而是可以骄傲的说“给你个糖丸，还没有小孩不爱吃的。”

图 | 1999年，顾方舟（右一）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给小儿喂服糖丸活疫苗。

小儿麻痹症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的十万分之0.046。

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外国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他们诧异：活疫苗不仅安全高效，而且还可以制作成奶香味糖丸，用冰棍保存着。

许多世界级学者跑过来向他请教。

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

为了这一天，顾方舟奋斗了45年。

实际上，他一直没有停止斗争！

因为只要世界上有一名儿童还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病毒，所有国家就仍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

2003-2005年，25个先前无小儿麻痹症国家，因输入病毒而再次发生感染。

86岁那年，他仍奋斗在前线，给学生们写教案，教学生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出脊灰疫苗。

通过一颗全世界最甜的糖丸，他和无数孩子的童年产生了连接，被人们称为中国病毒学之父。

当有记者问及顾方舟：在上个40年代，人们对病毒、传染病是什么都不知时，你为什么会选择去研究病毒呢？

顾方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

原来顾方舟的父亲在一非洲货轮上工作，不幸感染黑热病（曾让欧洲1/3人死亡）去世。

这是顾方舟第一次对传染病有了切肤之痛。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他母亲日夜不停地工作。

从记事起，他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洋人的欺辱，警察的压榨......

研究传染病，当医护者，不过是为了骨肉分离的悲剧不在他人身上重演。

谢谢您，糖丸爷爷！

卫生站那颗糖丸，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最好吃的糖！

图 | 源于中新网

在人类史上，病毒无数次向我们袭来。

然而正是有了这些温柔又勇敢的人，为人类健康事业战斗，甚至不惜做出牺牲，建立屏障保护我们。

有人却在非议：“顾方舟瞒着妻子，对自己儿子做实验，对自己的家人很不公平。”

当时情形之下，一天就有7万多新生小孩，晚一天就会让更多小孩身处险境。

如果有其他选择，我想这位父亲绝不会让自己孩子以身犯险的。

图 | 顾方舟与他的太太

正如钟南山先生在抗击非典时说：“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今天新冠来势汹汹，钟南山、陈薇等一批又一批战士，继续奔走于疫情前线，研制出了中国新冠疫苗，建立了安全高效的免疫线。

因为这些温柔又勇敢的人，我们坚信，这一次也一定闯关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