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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田

14年后，张艺谋再次因为“8分钟”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

与2004年雅典8分钟的口诛笔伐不同，平昌8分钟令他收获了一边倒的盛赞。网上评论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除了惊艳，就是震撼。

回忆14年前第一次亮相，张艺谋本人也不满意，“像一个拼盘，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次，他摒弃自己常用的“人海战术”，引用了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相关技术被用在文艺演出中，是全世界首例。

他始终在创新，即使招致非议，即使年近古稀。

张艺谋“招黑”不仅在于2004年雅典8分钟，而是伴随他出道就开始了。

1988年，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但《中国电影报》批判其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

1990年，张艺谋导演了《菊豆》，一部于他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这是他从摄影师到导演的“真正转型”——在此之前，他不太重视调动演员，挖掘人物内心。

《菊豆》也成为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可报端之间还是能看到对张艺谋的批判，指责其“窥阴癖”；

1991年，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有很多仪式、桎梏的体现，结果审片时给这电影下结论为“沉渣泛起”。

这并不影响它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但在国内，张艺谋却因它被定性为“出卖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

还有华侨给媒体写信，称张艺谋以片面丑化中国人去换取洋人一大堆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对这些指责，张艺谋一个都不接受，他选择公开驳斥，说国际影展的评委至少来自六个以上的国家，不可能一致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批判声往往在他反馈后愈演愈烈，越描越黑。

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被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反感，认为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对这种评价张艺谋依旧选择不能接受，他在媒体上发布公开信，反对西方长期以来只用“政治化”解读中国电影。

但这一行为在国内被解读为：这信分明写给中国人看的，目的是洗白自己长久以来的骂名，借机表明政治立场。

2002年张艺谋第一部商业大片《英雄》则把争议批判推上高峰：西方称之为神作，国内说其高大空——还有媒体说这场戏的调度看起来就像团体操。

尽管《英雄》创下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但收获无数成绩和赞誉同时，也为张艺谋招来不少口水。

或许这种“招黑”特质，还要从更早说起。

二十岁出头时，张艺谋在陕棉八厂做工人，全车间800人不是党团员就是积极分子，只有张艺谋除外。以至于每每开会，他总会被点名——“张艺谋，你可以走了。”

恢复高考后，因为超过报考年龄，张艺谋四次努力都没有获得报名资格。最后还是因为摄影作品出色，才被破格录取。但开学不到一星期，学校食堂门口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声讨扩大招生及破格录取一事；

大学期间张艺谋一直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踢出去”。每每放假，他会挨个跟宿舍哥几个握手，悲壮地说没准开学就见不到了……

“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张艺谋形容自己，一直是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

这种“边缘人”的身份，让张艺谋始终找不到安全的姿态。为了更安全，只能一直向前奔跑。

不能停，他怕停下来就会失去价值。

2004年，雅典8分钟再次把张艺谋推上风口浪尖，且国内国外的评论依旧两极分化。

海外媒体形容“来自中国的表演让干渴的观众连喝水都忘了”，国内网友则炮轰“像春晚中间过渡的大串联。”

张艺谋的团队满肚子委屈，解释说雅典方给中国提供的空间只有一条两米高的走廊和一个7m×7m的小舞台，创意方面也限制很多。

对此，张艺谋本人皆以“难言之隐”避而不谈。

这并没有让声讨减少，反而带来了更糟糕的影响。

北京奥组委收到了恶评如潮的群众来信，一致高呼“千万不要让张艺谋再做总导演了”、“他会把国家形象弄完蛋的”。

反对声之大，让上层领导弃用之前指定总导演的方式，改成全球竞标。

原本可能“顺理成章”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张艺谋，要和全世界有意参与的专家同台PK，这其中有李安、陈凯歌、崔健，还有雅典残奥会闭幕式的总导演伊文思·佩平，以及有“奥运会开幕式大师”之称的澳大利亚导演瑞克·伯奇。

几轮陈述过后，张艺谋团队的方案因其创意及冲击力，总分最高。但当“继续启用张艺谋”这个议题再次搬上台面，还是有不少人反对——九个人里有三、四个直接表态，“张艺谋不行。”

争论几个月后，张艺谋作为开幕式总导演一事才最终确定。

但事后，参与开幕式编排的几位主创人员都在感慨：张艺谋是名副其实的唯一人选。也只有他才能如此完成这一重任。

2006年5月，正值《满城尽带黄金甲》拍摄期间，张艺谋干脆把奥运小组的会议地点改在拍摄现场。

这让奥运小组的主创们第一次见识到张艺谋“惊人的战斗力”——很少人前困倦，好像天生不会打哈欠。

每天早上6点张艺谋先布置当天剧组拍摄内容，10点又去开奥运小组的会；到了晚上剧组休息后，他又拉着奥运小组挑灯夜战。

时间久了大家难免困倦，张艺谋却跟上了发条一样，经常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连比划带表演展示他的创意想法。

他评价自己“特别能持久作战”，经常是别人都睡了，他一个人还能迸发火花。

这种状态在他早年拍电影时就如此。

电影《活着》每天拍摄结束，他都要把主创召集到一起，讨论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编剧芦苇都用上了录音机——先把张艺谋的想法录下来，等自己思维清醒时再听；

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编剧毕飞宇用“闻风丧胆”形容张艺谋的状态。哪怕毕飞宇已经困倒在床上，只要还没昏睡，张艺谋就围着他的床打转，商讨情节。

拍摄期间，张艺谋这种状态可以发挥到极致，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数月如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结：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

筹备奥运会开幕式期间更是这样，哪怕他眼圈都黑了，大把药吃着，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他疲惫。

他能废寝忘食到每天就吃一顿。副导演张继钢有次饿急眼了，给开会的大家群发短信：哪位好心的同志勇敢站出来，和导演说一声，让咱们去吃晚饭吧……

如此拼命，是因为张艺谋没把“演砸了”算在可能之列。他认为那绝对是人生最低点，而且永远会有人戳着他说，“你给我们丢了一次人。”

从2006年3月第一次开展工作起，到2008年8月8日演出止，2年5个月的时间，张艺谋带领团队开过的创意工作会议，多达两千多个。

会上出现过的创意，都是经过无数次否定、反复论证才最终敲定的。经常是所有人都满意了，但挑剔的张艺谋总能找出不满意的点。

反复推翻，这让许多人感到崩溃。有人想中途退出，有编导写过离职报告，有制作总监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还有一位服装设计师忍受不了长期否定与重压，直接被送进医院。

他对团队如此，对自己更甚。

选择开场打击乐器的时候，张艺谋第一个把鼓给否定了。这个招数他十多年前拍广告就用过，用在奥运会太没新意。

为了找寻可以替代又不违背史实的乐器，导演组花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缶”——与编钟同时出土的一种古代打击乐器。

但缶发出的声音不好听，张艺谋又提出对鼓皮材料进行改造。就为了这一件事，工作人员每次提供3、4个缶的声音样式，做了26次大的试验，才确定缶的设计及材料。

这样的工作态度贯穿始终。哪怕一个地板颜色，都是反复调整两周才得到张艺谋的肯定。

他坚信创意本身会带来好的效果，但前提是，要能保证这个创意完美展现。

为了达到心中满意的效果，他会要求一遍又一遍的调整，并且绝不降低要求。即便多个部门跟他说，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关门期限就要到了，他不认。

他坦承自己是一个“事无巨细”的导演，这跟职业有关。“谢晋导演说过，拍电影就是掬一捧水，漏一滴再漏一滴，漏着漏着就光了。”

张艺谋强调的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让它漏。

对比国外的开幕式导演，创意确定后人家就去喝咖啡歇着了。但张艺谋闲不下来，他甚至连参演人员的食宿问题都要过问。

作为奥运会的开幕式，天马行空绝对不是关键词，顺利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可张艺谋愣是把难度调到“困难模式”，尝试悉尼、雅典都没有用过的地面LED。

这是一次空前挑战。地面6万个LED点，以及长147米、宽22米的大屏幕，构成全世界最大的LED屏，并且是世界首次体育场面积的LED灯阵。

但这块被放在脚下踩的LED有个致命问题——永远有黑屏。即使多次试验检测调修，也无法确保现场就是百分百零故障。

副导演曾试探问过张艺谋，要不要考虑取消这种模式。但张艺谋斩钉截铁，这是整个节目的核心，不能放弃。

距离开幕还有十几天的时候，LED依旧是让大家崩溃的难题。调试屏幕的厂长都急哭了，叫了几百工人上去天天调，边表演边调，连半天都没有歇过。

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8月8日当天，卷轴的亮相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让张艺谋兴奋之余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只有这一天，LED没有黑屏。

英国著名舞美设计师马克还寄信给张艺谋说：这种壮举，50年内都不会有人超越。

此话是否当真暂且不论，但张艺谋确实是个打心底就“不安分”的人。他渴望变革，并且不断进行尝试。

比如导演歌剧《图兰朵》。在此之前，张艺谋自己都承认，连一场正式的歌剧都没看过。

但艺术是相通的，他决定挑战一把。他带着团队花了8个月的时间讨论，方案出了十来个，服装更是改了无数次。因为没人知道这场歌剧的舞台、道具、服装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最佳。

最后他运用京剧的手法在佛罗伦萨歌剧院演绎意大利人熟稔于心的《图兰朵》，在场意大利观众足足鼓掌了15分钟，大获成功。

除此以外，他还做过芭蕾舞剧，做过京剧。只要有时间、有能力，张艺谋都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

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设计陈其钢在张艺谋身上明显感受到了“好学”的劲头。他说张艺谋“一直没有停下来，一直努力追求超越，在往前走。”

只不过，张艺谋从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也不走自己走过的路。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成功、最震撼的开幕式，外媒甚至称赞其“几十年都无法被超越。”张艺谋用恢弘的图卷展现了中国的历史与现代之美，令国人倍感自豪，也令伦敦奥组委自叹不可能做到这般。

奥运会之后，张艺谋继续操练自己的老本行。但刚被捧上“神坛”的他，后脚就因《三枪》被骂得体无完肤。

有评论认为《三枪》是最不像张艺谋的一部作品，揶揄导演是赵本山都有人信。但张艺谋不认同“掉价”、“有失水准”这种说法，他觉得拍喜剧就为逗个乐，为什么非要有重大含义、伟大价值观、或者什么深邃命题呢？

喜欢尝鲜的张艺谋只是把这当做一次尝试。他更在意的，是不同电影风格带给他的新奇感受。

他说，“我不想当一个思想者，被举着。”

如果说早年还会介意别人说什么的张艺谋，自从拍过商业片后反而是一种甩开步子的姿态。

他有条不紊地保持自己的拍片节奏，一手商业一手文艺。

曾以文艺片见长的他，逼迫自己学会“两条腿走路”——尝试各种不同类型，拒绝画地为牢。让自己“既能绣花，也能泼洒。”

他不愿待在舒适区。哪怕失败，哪怕招骂，老谋子心里想的还是“拓展自我空间”。

拍《山楂树之恋》，他放弃了一贯擅用的色彩，采用内敛、洗尽铅华的形式来拍；《金陵十三钗》又是张艺谋首次拍战争戏；而《归来》索性彻底抛弃了原来的商业美学。

65岁时张艺谋又拍了一部备受争议的《长城》。尽管这种好莱坞主投、中西文化融合的电影项目压根不在他的职业规划中。

但《长城》的意义又非比寻常——这是中国第一部能够在全球发行的电影。是第一次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从传递中国形象、传递文化和价值观这个层面而言，《长城》无疑是中国电影中走得最远、最广泛的一次。

如果不是早年“两条腿走路”的历练，他说自己甚至没底气去接《长城》这样的片子。

商业和文艺，他分得清楚。文艺为雅，商业为俗；文艺是精神，商业则是物质。

每拍一部之前，张艺谋第一件事就是想清楚，是拍低成本小制作，追求文艺独特性；还是大场面大制作，追求票房。

是商业电影就不要大谈思想深刻，是文艺电影就不要大谈走进大众。

这种“区别对待”也体现在他对成就感的定义。

他大咧咧地说世俗的成就感当然来源于票房和得奖；但张艺谋内心真正渴求的成就感，是别人与他的共鸣。

“如果有人突然跟我说，张艺谋你知道吗，你那个电影特别吸引我。我会很有自豪感。”

这才是他认定的“工作有意义”。

……

至于招骂，他想得更清楚。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掌握所有的题材，也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全面到所有人都说好。

“你信不信，我就是今天拍《活着》，一样有人骂。”

这么多年始终在板儿砖横飞中前进，他早已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唯一会令他焦虑的，是担心自己能力不够而拖团队后腿。

“整个团队看你的，你带领大家冲锋，结果自己先缩那儿了，怎么行呢？”

所以68岁的张艺谋，还能在持续高烧39度时，坚持指导平昌8分钟的排练工作。

他可以亏待自己，却从不敢怠慢努力。即便如此功成名就，他还在“奔跑”。

张艺谋把这种“自虐”归结于“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就是不会善待自己。”

在很多人眼里，张艺谋是华人导演界的头号人物，是国际了解中国文化的纽带之一。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票房成绩，他都堪称时代的旗帜。

而这样的张艺谋，依旧在玩命奔跑。也许跑快一点，非议会少一点。

他常念叨，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我心里有数，人贵有自知之明。”